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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研究的論文

時間:2024-09-17 10:00:42 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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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guān)于楚辭研究的論文

  《楚辭》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歷代學(xué)者對它作了許多輯集、考訂、注釋和評論工作,寫下大量論著。兩千年來,《楚辭》的研究大致可分四個時期。

關(guān)于楚辭研究的論文

  兩漢時期 兩漢是《楚辭》研究的開創(chuàng)時期。上承秦火之余,重點在于搜輯、整理和著錄楚辭作品;注釋工作,剛剛打下基礎(chǔ);對屈原的評價,意見頗有分歧。

  西漢前期,屈原作品已成為人們研究的對象。目前所知最早的研究者,是劉安和司馬遷。劉安撰有《離騷傳》,成為中國學(xué)術(shù)史上研究屈原作品并寫下專著的第一人!峨x騷傳》已失傳,據(jù)《史記·屈原列傳》里殘存的片斷來看,其中有評文論史的總敘;據(jù)班固《離騷序》所援引的部分來看,其中又有釋義考典的注解,這些都為后世的屈原研究開辟了道路。至司馬遷撰《史記》,不僅親臨屈原自沉的汨羅江,憑吊遺跡,訪察行事,更研讀了《懷沙》、《漁父》、《離騷》、《天問》、《招魂》、《哀郢》等詩篇,寫出了第一篇記述屈原生平事跡和描寫屈原人格精神的《屈原列傳》。

  西漢中期,宣帝召九江被公“誦讀”楚辭,已開始注意楚辭的音讀問題(《漢書·王褒傳》)。西漢后期,劉向父子典校秘閣遺書,校定“屈原賦二十五篇”,著錄入《七略》,這是對屈原作品進行校讎的開始。劉向和揚雄都撰有《天問解》,其書不傳。據(jù)王逸《天問敘》說,他們都是對《天問》中的“奇怪之事”,“援引傳記以解說之”,可見劉、揚對屈原作品的注釋考訂工作,在劉安的基礎(chǔ)上又向前發(fā)展了一步。東漢時期,班固、賈逵,都撰有《離騷經(jīng)章句》(王逸《離騷敘》)。馬融也撰有《離騷注》(《后漢書·馬融傳》),其書皆不傳。賈、馬為經(jīng)師,班氏為史家,其內(nèi)容當(dāng)既有訓(xùn)釋,又有史評。這從賈、馬之說經(jīng)及班固所留下的《離騷序》可以想見。但王逸曾說到班、賈只注《離騷》,“其余十五卷缺而不說”(《離騷敘》。馬融《離騷注》當(dāng)然也是如此?磥碇钡綎|漢中期,學(xué)術(shù)界對屈原作品尚未展開全面研究,重點仍在《離騷》、《天問》的注釋上,至于《楚辭》中宋玉以下的其他篇章自不待言。

  對《楚辭》進行全面探討的是東漢末王逸,他著有《楚辭章句》17卷,內(nèi)容包括訓(xùn)詁、?、釋義、考史、評文等各個方面,是今存最早一部完整的《楚辭》研究專著。

  這一時期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問題,劉安、賈誼、司馬遷、揚雄、班固等,意見有分歧,而其中針鋒相對的是劉安與班固。劉安《離騷傳》認為:“《國風(fēng)》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逼湓u論屈原則謂“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也日月爭光可也”,而班固則以儒家明哲保身的觀點衡量屈原,認為“屈原露才揚己”, “責(zé)數(shù)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多稱昆侖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jīng)義所載。謂之兼詩風(fēng)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離騷序》)。

  魏晉至隋唐時期 這一時期,楚辭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方面的影響極其廣泛,而在研究方面卻處于低潮,專著寥寥無幾,但注釋、音讀、文論等個別論著,從質(zhì)量上看,仍然有所發(fā)展。

  繼王逸《楚辭章句》之后,晉代郭璞有《楚辭注》 3 卷。郭氏乃訓(xùn)詁學(xué)大家,曾注過《爾雅》、《方言》,又博極群書,廣搜異聞,注過《山海經(jīng)》、《穆天子傳》等書。他的《楚辭注》已佚,但從諸書所引或互見于郭氏其他書注中的部分看,其訓(xùn)詁名物方面,足資參考處頗多,對王逸舊注也有所更定。如郭璞《江賦》以為“任石”義同“懷沙”,《山海經(jīng)·中山經(jīng)》注以為“湘夫人”乃是“天帝之二女”,都與王逸注不同。另外,《隋書·經(jīng)籍志》還著錄南朝劉宋何偃《楚辭刪王逸注》、隋代皇甫遵《參解楚辭》7卷,今皆亡佚。

  這一時期開始出現(xiàn)楚聲研究的專著。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所載,晉代徐邈有《楚辭音》1卷。劉宋諸葛民有《楚辭音》1卷,孟奧有《楚辭音》1卷,隋代釋道騫有《楚辭音》1卷,闕名氏《楚辭音》1卷。音讀著述的繁多,反映了當(dāng)時對《楚辭》諷誦吟詠的盛況。但這些著作今皆亡佚,只有敦煌石室曾發(fā)現(xiàn)道騫的《楚辭音》殘卷。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稱,道騫善讀《楚辭》,“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從殘卷考察,道騫音切多異,而用楚方音讀韻腳以取得葉韻效果,尤其是它的特征。

  關(guān)于屈原評價問題,梁代劉勰《文心雕龍》的出現(xiàn),具有極大的影響。他折中諸家,獨標(biāo)己見,明確指出屈原作品“奇文郁起”,“軒翥詩人之后,奮飛辭家之前”,在文學(xué)發(fā)展史上有著繼往開來的重要地位,在藝術(shù)上則達到了“驚彩絕艷,難與并能”的高度,有意糾正評論家“褒貶任聲,抑揚過實”的弊病。但劉勰仍以是否合乎儒家“經(jīng)義”為評價屈原作品的標(biāo)準(zhǔn),也有一定局限性。

  宋元明清時期 這是《楚辭》研究的空前興盛時期,?薄⒂(xùn)詁、韻讀、文論等方面著述繁多。尤其清代的?、訓(xùn)詁,超過了以前任何時期,為此后的研究工作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

  校勘方面,自劉向的校讎,王逸的正誤之后,一個長時期內(nèi)沒有出現(xiàn)過專著。宋代洪興祖始撰《楚辭考異》一書。此書所參校的,上至“古本”、“唐本”,下至當(dāng)時諸名家校本,盡行收錄,考其異同,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宋代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說:洪興祖所參校的,有蘇軾至洪炎以下校本十四、五家。又有歐陽修、孫覺、姚廷輝諸家本。尤其可貴的是,現(xiàn)已佚失的南唐王勉《楚辭釋文》,在洪興祖《考異》中被引用70余條,其中異文最多,足資考證!冻o考異》一書原為單行,后人將它分竄于洪氏的《楚辭補注》中,單行本已失傳。清末的劉師培,又于古本《楚辭》之外,參以諸書所引,撰《楚辭考異》17卷,為研究《楚辭》者所必讀。

  訓(xùn)詁方面,洪興祖《楚辭補注》,是為了補王逸注的不足。實則既有補缺,也有糾誤。明訓(xùn)詁,考名物,援引賅博,取證詳審,頗為學(xué)術(shù)界所推重。至于清代戴震《屈原賦注》,則以精審謹嚴見稱。又朱駿聲《離騷賦補注》,亦頗精于訓(xùn)詁。但戴書以訓(xùn)詁明大義見長,朱書則重訓(xùn)詁并及語例,各有特點。至于清儒的零箋散札,也有很精當(dāng)?shù)摹H缤跄顚O的《讀書雜志馀編·楚辭》、俞樾的《俞樓雜纂·讀楚辭》等,在訓(xùn)詁名物上發(fā)前人所未發(fā)。為《楚辭》研究提供了新的論據(jù)。此外,如馬其昶的《屈賦微》,對前人注解,采擷極廣,又能抒以己見,為清代研治《楚辭》的后勁。

  屈原作品有文內(nèi)之意,又有言外之旨。歷代學(xué)者,在探索上曾下過不少工夫,但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王逸《楚辭章句》,除訓(xùn)詁名物外,微言大義,亦時有解說。洪興祖的《楚辭補注》,對訓(xùn)詁名物補充較多,而微言大義方面,則發(fā)揮不足,所以朱熹撰《楚辭集注》,對屈原作品不僅釋其詞,而且發(fā)其微。在這方面,他確實提出了不少創(chuàng)見,但也有不少迂曲附會之處。明人通釋大義之作頗多,卻往往陷于空疏。即使一些較有價值的注本,亦不免此病。如黃文煥《楚辭聽直》8卷,對屈賦作時作地多有考訂,頗有創(chuàng)見。但此書所述義理,也多以己意為轉(zhuǎn)移。明清之際王夫之的《楚辭通釋》,略于訓(xùn)詁而詳于闡義,其成就與朱熹相近。

  音韻方面,由前一時期以便于吟詠為目的的音讀派,逐漸發(fā)展為這一時期科學(xué)的古韻學(xué)。本來道騫以楚方音求屈原作品的葉韻,其態(tài)度是可取的,但其末流竟泛濫無歸,如朱熹注《楚辭》,隨句改讀,“一字數(shù)葉”。明代陳第的《屈宋古音義》出,始主張“發(fā)明古音,以見葉音之說謬也”(《屈宋古音義·凡例》)。清代古韻學(xué)大盛,其中以江有誥的《楚辭韻讀》較精,他分屈宋韻部為21部,跟王念孫的《毛詩群經(jīng)楚辭古韻譜》的分部之說最相近。江氏的結(jié)論,頗為學(xué)術(shù)界所重視。

  評論方面,向無專著,漢魏以來多以單編散簡出現(xiàn),所以這一時期的輯錄之書漸多。首先是宋黃伯思的《翼騷》,上自《史記·屈原列傳》,下至宋代陳說之《序》,錄為1卷,其書已佚。明代歸有光的《玉虛子》、《鹿溪子》各一卷,也以輯錄諸家評語為特色。蔣之翹的《七十二家評楚辭》,搜羅更廣。但其中明人多以評點時文的手法來評說,可取的較少。清劉熙載《藝概》卷三《賦概》述及楚辭,雖篇幅不多,而語能扼要,意多中肯,不失為文論方面的佳作。

  史實考證,盛于清代,但對屈原生平的考證,多散見于專著之中。在這方面,清蔣驥的《山帶閣注楚辭》很有代表性。書中首先據(jù)《屈原列傳》、《楚世家》,詳考事跡經(jīng)歷;其次依屈原作品涉及的地點來探究放流涉足的遠近,并對屈辭的寫作時地有所論列。雖有附會之處,但翔實的居多。此外如鄒漢勛的《屈子生卒年月日考》,陳□的《屈子生卒年月考》,頗為學(xué)術(shù)界所重視。

  “五四”以后 “五四”以后,尤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楚辭》的研究工作,進入了歷史上的繁榮時期。這一時期的特點,除了繼承清代樸學(xué)在考證方面有所發(fā)展、有所前進而外,更重要的收獲,是試圖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屈原及其詩篇作出新的評價。

  有代表性的著作如:郭沫若《屈原研究》,聞一多《楚辭校補》、《楚辭新義》,游國恩《楚辭概論》、《楚辭論文集》以及他所主編的《楚辭注疏長編》(已出《離騷纂義》、《天問纂義》),姜亮夫《屈原賦校注》,劉永濟《屈賦通箋》、《箋屈余義》等。

  總之,兩千多年來,經(jīng)過歷代學(xué)者的努力,《楚辭》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仍有不少的遺留問題,有待進一步去作鉆研。例如:由于年代久遠所造成的文字語言上的障礙,還沒有完全清除;當(dāng)時流行于南楚的歷史傳說與神話故事,真相還很模糊;作品寫作的時、地問題,還有爭論;某些篇章的真?zhèn)螁栴},認識還不統(tǒng)一,等等,而在楚辭的文學(xué)評價問題上,更需要作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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