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過去和現(xiàn)在論文

　　中國代史的研究狀況，各段很不平衡。長期以來，周、漢、唐、明諸朝歷史最受重視，主要的原因是國家“一統(tǒng)”，有盛世，有英主，有武功，典章制度燦然可觀，文化比較發(fā)達。至于分裂時期的歷史，歷來總是被忽視，因為它往往延續(xù)于動亂之中，沒有多少可以被稱道的文治武功，典章制度也很混雜。魏晉南北朝的歷史，總是處于被忽視、受冷落的地位。

　　魏晉南北朝時期，當代史料編纂很盛，但都屬于別史、雜史、載記之類，而且多出私家之手。后來正史編纂告成，大量史料也就散失殆盡。魏晉南北朝歷時不過四百年，所含正史卻有一志八書二史，如果加上隋書，總數(shù)達十二種，占二十四史之半。這一事實，正好說明魏晉南北朝史料紛繁雜亂，亟須作進一步的綜合整理工作。但是在中國的王朝時期作過這種系統(tǒng)的綜合整理工作并取得重大成果的，我認為只有北宋劉恕一人。經(jīng)劉恕整理的的這四百年的歷史資抖，構成《通鑒》的一部分約一百二十卷。它揉和了幾部正史的主要資料，還增添了一些正史以外的資料，于敘事中首尾相呼，南北對應，極具水平�！端问贰�劉恕傳》說：劉恕“于魏晉以后事考證差謬，最為精詳。”這個評價是恰當?shù)摹�劉恕以后�?shù)百年間，魏晉南北朝史料散佚更甚。唐宋以下頗富史料價值的筆記小說中，也沒有多少魏晉南北朝史料可供鉤嵇。史料整理更無從說起。乾嘉考據(jù)風起，出現(xiàn)了錢大昕、王鳴盛、趙翼等家考史著作。魏晉南北朝史以其所含正史種類特多，在諸家考史著作中占有較大比重。此外在正史的補注以及補表、補志中，涉及此段歷史的也較多。乾嘉的務實學風是非�？少F的，這種學風影響下形成的考史、補史著作，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但是乾嘉學者的史學思想缺乏新意，沒有導致魏晉南北朝研究的重大發(fā)展。

　　歷代關于魏晉南北織史的研究成果不過如此，比之于漢、唐盛世歷史來，這塊學術園地顯得非常荒蕪，究其原因，我認為主要是古人囿于其時代水平，不具備理解魏晉南北朝歷史的眼光，因而不能從深處思考這段動亂歷史的意義和作用，不懂得魏晉南北朝史為什么會孕育、生成出來，為什么又會孕育、生成另一段歷史。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史學界發(fā)生了重大變化。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歷史研究的成果，啟發(fā)了中國史家的思想。一部分中國史家繼承乾嘉務學風，突破了乾嘉的狹隘眼界，重新探討魏晉南北朝史的歷史內(nèi)涵，出現(xiàn)了一批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其中貢獻最大的，是深受國內(nèi)外史家景仰的陳寅恪先生。

　　陳寅恪先生具有愛國的、正直的士大夫情操和博學深思的中國文化學養(yǎng)。他在學術研究方面雖然保持著傳統(tǒng)史學的風貌，但是他的史學思想和史學方法都具有全新的內(nèi)涵。他著眼于較長的歷史過程，在較高的層次上探討魏晉南北朝歷史的脈絡所在，提出并解答了許多前人認識所不及的東西。他重視以不同的種族、家族、地域、文化為背景的社會集團的活動，從中發(fā)現(xiàn)歷史的聯(lián)系和推移，并以之解釋各種紛繁的歷史現(xiàn)象，他師承乾嘉而又不拘泥于乾嘉，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開辟新途徑，奠定新基礎，起了劃時代的作用。陳寅恪的研究影響了幾代史學工作者，近幾十年來研究魏晉南北朝史最有成就的學者，幾乎都是陳寅恪的弟子或私淑弟子，而他們的研究，幾乎都是在陳寅恪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的，誠然，陳寅恪的功力和成就更多地是在唐史研究方面，但他的唐史體系在內(nèi)容和方法上都是上承魏晉南北朝史。正是從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發(fā)現(xiàn)了重大的線索，才使他的唐史結構得以形成。他分析唐史中的文化影響、制度淵源、地域關系和家族關系、學術思想的政治背景等方面的問題，跟他分析魏晉南北朝史是一脈相承的。我們現(xiàn)在在這里召開魏晉南北朝史學術討論會時，不能忘記這位碩果累累的先行者，

　　陳寅恪按照他自己的家世背景、學術素養(yǎng)從事研究，達到了一個真正的高峰，解放后，陳寅恪繼續(xù)按照他自己的獨特途徑從事研究，發(fā)表了許多精辟的論著。不過陳寅恪畢竟有他自己的局限性。而陳寅恪受到局限的方面，解放后的史學界正在予以修正和補充，陳寅恪作過劃時代的貢獻，解放后的史學界也已經(jīng)并將要繼續(xù)取得劃時代的成果，不過這兩個時代的含義不同罷了。

　　陳寅恪關于種族問題的研究成果，大體在種族來源、人物家世血統(tǒng)之種族背景、上層人物在文化血統(tǒng)的漢化或胡化等力而。解放后的研究，則除此以外還將種族問題上升為民族共同體問題。并進而研究各民族在此期間的社會結構及其發(fā)展歷程，各民族的相互關系，民族斗爭和民族融合，等等。

　　陳寅恪關于大族的文化特征和政治作用的研究成果，大體在家族背景、學術習染、婚宦狀況等方面。解放后的研究，則除此以外還將大族看作—個特定的具有相應經(jīng)濟基礎的社會階層。并且把它放在社會各階級的相互運動這一總的體系中來探討。

　　陳寅恪關于制度淵源的研究成果，大體在典章制度的演化以及各種制度的關連。解放后的研究，則除此以外，還探索制度的基礎和本質(zhì)。

　　陳寅恪不重視社會經(jīng)濟的作用，較少探索這方面的問題、解放后的研究，則以社會經(jīng)濟為重大課題，如均田制度、依附關系、部門經(jīng)濟、地方經(jīng)濟狀況等等。

　　陳寅恪的局限性是不可免的。但是畢竟由于他篳路藍縷的開拓之功，解放后才吸引了那樣多的史學工作者從事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今天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欣欣向榮，再也不像過去那樣處于冷落狀態(tài)了。

　　但是千余年來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成果，就其積累總量來說畢竟有限。解放后由于各種干擾，特別是由于文革的破壞，魏晉南北朝史家浪費了不少精力，喪失了不少時間。今天看來，譬如墾荒，房前屋后，道畔水邊，凡是方便易墾之處都已有人盡力勤耕，并不斷獲得成果，但有待開發(fā)的空白之處還是不少。在政治史、經(jīng)濟史、文化史、民族史等方面，提出來的新課題并不很多。研究工作往往是圍繞著一些老問題進行，而一時似乎又難于取得重大突破。這里讓我舉一個例加以說明。

　　四十多年以前，陳寅恪于《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推論》文中，曾引用《陳書》所載梁末“郡邑巖穴之長，村屯塢壁之豪”乘時而起的資料，認為這是江東“世局之一大變”。陳寅恪識見敏銳而又慎重，他把這一見解列入推論，當含有待證的意思。但是迄今為止，似乎還沒有人對這一問題作出深刻而又確鑿的驗證�！翱ひ貛r穴之長，村屯塢壁之豪”大量出現(xiàn)在梁末歷史上，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突然的事。它必然反映江左腹地經(jīng)濟的發(fā)展業(yè)已達到相當可觀的水平。只有這樣，在政治上、軍事上足以割據(jù)—方的豪霸才能出現(xiàn)，他們乘侯景亂后局面而坐大．浮現(xiàn)到了社會的的表層，成為爾后陳朝的重要統(tǒng)治力量。但是漢南腹地社會經(jīng)濟在六朝時的發(fā)展進程究競?cè)绾�，達到了怎樣的水平，腹地豪霸作為—個社會階層的政治代表如何逐步興起，凡此等等都是南朝歷史的大事，我們卻還沒有千方百計去發(fā)掘資料，加以說明。所以就這一點而言，陳寅恪四十多年前提出的問題，現(xiàn)在還基本上停留在原來的水平上，沒有大的進展。

　　中國古代歷史上有這樣一種現(xiàn)象：輝煌的文治武功盡管多出于國家統(tǒng)一時期，但是地方經(jīng)濟的發(fā)展卻住往是在分裂時期更為顯著。一般說來，統(tǒng)一王朝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重心均在首都，只有首都以及首都所仰賴的經(jīng)濟供應線（例如漕運線）附近，首都與重鎮(zhèn)之間交通線附近，才有較大的發(fā)展機會，此外的廣大地區(qū)，發(fā)展速度要緩慢很多。《史記》所列舉的重要都會，多半是分裂的戰(zhàn)國時期各國的首都，而到了秦漢統(tǒng)—時期，大發(fā)展的只有長安、洛陽，其它都會多數(shù)不再發(fā)展，有的其至超于衰落。按照這個道理，我們就可以理解長江以南經(jīng)濟、文化取得大的進展，不是在統(tǒng)一的秦漢時期，而是在分裂的六朝。梁陳之際南方腹地豪霸紛紛出現(xiàn)，正是南方在分裂時期發(fā)展較快的一種反映。從這里看來，我覺相分裂時期的歷史并非沒有積極意義可尋。何況在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民族融合觀象也多在分裂的年代特別顯著。

　　在這次學術會議上，我聽到南方省區(qū)的同志所作該省區(qū)在魏晉南北時期經(jīng)濟發(fā)展狀況的研究報告，頗有啟發(fā)。這些報告能夠在習見的史料以外發(fā)掘本省區(qū)的地貌、物產(chǎn)、土壤、氣候等多種資料，進行探索。如果南方各省都作類似的探索，若干年后探索有成，也許我們對六朝時期南方腹地開發(fā)進程就能得到較多的了解，這不但可以大大開擴我們對南朝歷史研究的視野，而且還可以把陳寅恪所作江東“世局之大變”的推論加以證實。

　　從這里我還想到，今后若干年內(nèi)，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應當在務實的基礎上：多提出一些新問題加以探索，而不要把研究工作局限在幾個老大難的問題上。外國漢學家的研究成果，也要多多吸收。探索新問題，借鑒外國，可以豐富我們的思想，有助于尋找解決老大難問題的途徑。發(fā)展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工作，一需要功力，一需要思想，思和學相鋪相成。陳寅恪取得豐碩的成果，原因也在這兩個方面。為了矯正長期以來史學研究中空泛的弊病，目前應當把扎扎實實放在第一位，把熱熱鬧鬧放在第二位。也許經(jīng)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后，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能出現(xiàn)較大的突破。也許再有若干年，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隊伍中能出現(xiàn)幾個新時代的陳寅恪，他們既有微觀的功力，又有宏觀的眼光；既熟悉中國傳統(tǒng)的史學，又有精深的馬克思主義修養(yǎng)。這樣，魏晉南北朝史就會成為高水平的學科，不過在這種成就出現(xiàn)以前，我們還是要多研究具體問題，力求多取得具體創(chuàng)獲。具體創(chuàng)獲哪怕細小，其總和將是可觀的。

　　社會科學的發(fā)展似乎有這樣一種規(guī)律：在取得重大突破之前，往往需要一個資料積累和整理過程。歐洲中世紀的經(jīng)院對學術知識材料的搜集整理，為資本主義時代學術大發(fā)展作了準備。中國乾嘉之際用考據(jù)方法整理資料，研究學術，為一個世紀以后人們用思想來探索社會歷史提供了重要的素材。現(xiàn)在，我們的研究工作也同各項物質(zhì)文明和精種文明的建設一樣，處在拔亂反正之后行將起飛的時刻。為了迎接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研究的高潮，我們應當多做些具體的扎實的準備工作，并且多培養(yǎng)一些適應這種需要的有功力又有眼光的青年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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