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旺
杜甫(712～770)唐代詩人。字子美。祖籍襄陽（今屬湖北），生于河南鞏縣。
由于他在長安時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稱少陵野老，在成都時被薦為節(jié)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后世又稱他為杜少陵、杜工部。
生平 杜甫生長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學傳統(tǒng)的家庭中，杜甫的祖父杜審言是武后時的著名詩人，官膳部員外郎；父親杜閑，曾任兗州司馬、奉天縣令。他 7歲即開始學詩，15歲時詩文就引起洛陽名士們的重視。他的生活從20歲后可分為四個時期。
漫游時期 從玄宗開元十九年（731） 至天寶四載(745) 。杜甫進行了兩次長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帶，他到過金陵、姑蘇，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開元二十三年回洛陽應進士考試，未被錄取。次年在齊趙一帶開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憶當時的情景是：“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保ā秹延巍罚┧谶@兩次漫游里，看到祖國秀麗雄偉的山川，吸取了江
南和山東的文化，擴大了眼界，豐富了見聞。開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陽與偃師之間的首陽山下，可能在這時與夫人楊氏結(jié)婚。天寶三載，在洛陽與李白相遇，二人暢游齊魯，訪道尋友，談詩論文，有時也議論時事，結(jié)下深厚的友誼。次年秋，杜甫將西去長安，李白準備重游江東，他們在兗州分手，此后沒有再會面，杜甫為此寫過不少懷念李白的感人詩篇。
這時唐王朝還強盛，倉廩相當充實，可是玄宗開始好大喜功，開拓邊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會上已經(jīng)隱伏著不安定的危機。杜甫對此有所預感，但并未正視。他過的是登山涉水、高歌游獵的浪漫生活。他在這時期寫的詩,根據(jù)他自己的敘述,可能已有數(shù)百首，不過只有二十幾首流傳下來，主要是五言律詩和五言古體詩。其中雖有象《望岳》那樣不同凡響的作品,但總的說來,還沒有超越杜審言那一時期名詩人的水平。
長安時期 從天寶五載至天寶十四載，杜甫在長安居住10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創(chuàng)作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到長安，目的是求得一個官職，有所建樹。天寶六載，玄宗詔征文學藝術有一技之長的人到京都就選，杜甫參加了這次考試，但由于以“口蜜腹劍”著稱的中書令李林甫陰謀破壞,應試者沒有一人被選。天寶十載,玄宗舉行三個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廟和天地。杜甫寫成三篇“大禮賦”進獻，得到玄宗的贊賞，命宰相考試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沒有下文。他不斷寫詩投贈權(quán)貴，希望得到他們的推薦，也都毫無結(jié)果。最后得到右衛(wèi)率府胄曹參軍的職務，這已經(jīng)是杜甫在長安的末期，安祿山叛亂的前夕。
玄宗晚年完全改變了他在開元時期勵精圖治的優(yōu)良政風，一任宰相貪污驕橫，邊將窮兵黷武，自己則在宮中尋歡作樂。人民受到的租稅與征役的殘酷剝削日益加劇。杜甫“嘗困于衣食”，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出入貴族府邸，充當“賓客”，陪伴他們詩酒寓游，取得少許資助。同時,他結(jié)交一些與他同樣貧困的朋友,也比較廣泛地接觸勞動人民。他的足跡從貧乏的坊巷走到貴族的園林，從重樓高閣互競豪華的曲江走到征人出發(fā)必須經(jīng)過的咸陽橋畔，仕途要求的失敗使他能客觀地認識統(tǒng)
治階層的腐敗，個人的饑寒交迫使他能體會到人民的疾苦,這兩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詩中得到反映。天寶十一載以后，他寫出《兵車行》、《麗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開始給當時的詩歌增添新的內(nèi)容和新的表達方法。天寶十四載冬,杜甫探視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寫出《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表達了他“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nèi)熱”的深情，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概括了社會上尖銳的矛盾，又描繪了“入門聞號□，幼子饑已卒”的家庭景況，這是他十載長安生活的總結(jié)，也標志著唐朝盛世最后的總結(jié)。這時期流傳下來的詩約一百余首，其中優(yōu)秀的詩篇大都是五七言古體詩。
任職左拾遺與流亡時期 從肅宗至德元載(756) 至乾元二年(759)。安祿山起兵后，長驅(qū)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陽、長安。杜甫這時正在□州，他聽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肅宗在靈武即位,便把家屬安置在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靈武，不幸被叛軍截獲，送往長安。杜甫陷賊中將近半年，看著莊嚴整飭的京城一片荒涼，生靈涂炭，聽著唐軍兩次反攻，先后在陳陶、青坂兩處都全軍覆沒的消息,滿腔悲憤,寫出《悲陳陶》、《悲青坂》、《春望》、《哀江頭》等詩。
至德二載(757)四月，杜甫冒著生命危險,逃出長安，奔赴肅宗臨時駐地鳳翔，受任為左拾遺。不久因為疏救房□，觸怒肅宗，竟遭到審訊。八月，他回到□州探視妻子，完成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先后媲美的長詩《北征》，描繪了旅途上凄涼的慘景和家境的貧窮，表達了對于當前局勢的意見。
這年九月，唐軍收復長安，十月收復洛陽，肅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在這時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次年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內(nèi)肅宗新貴與玄宗舊臣相斗爭的影響，外調(diào)為華州司功參軍，從此與長安永別。
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視舊居，歸途上親眼看到人民在官吏們殘酷的壓迫下蒙受的苦難，寫出著名的《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組詩六首,后人簡稱為“三吏”、
“三別”。
杜甫回到華州，已是初夏。這時關輔大饑，朝廷內(nèi)李輔國專權(quán)，玄宗舊臣房□等被排斥，杜甫對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棄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滿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在同谷停留一月，走上艱難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
安史之亂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轉(zhuǎn)折點，社會政治、經(jīng)濟都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政治上，朝廷對內(nèi)喪失了中央集權(quán)的統(tǒng)治力量，對外抵制不住蕃族的入侵；經(jīng)濟上，由于連年戰(zhàn)亂，加上自然災害，農(nóng)村一片蕭條，而統(tǒng)治階級對人民的剝削反而有增無已，造成人口銳減，生產(chǎn)力降低。杜甫也親身經(jīng)歷了十分錯綜復雜的變化：流亡、陷賊、在皇帝身邊任左拾遺、出貶華州、荒涼的洛陽道上、秦州寄居、入蜀的行程──無論是人事關系或是自然環(huán)境，都有很大的懸殊。這樣的生活經(jīng)歷比長安時期要豐富得多,也艱苦得多,因此產(chǎn)生的詩歌多種多樣，流傳下來的有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詩中的杰作。
漂泊西南時期 從肅宗上元元年(760) 至代宗大歷五年(770)。11年內(nèi),杜甫在蜀中8年，在荊、湘3年。杜甫在夔州時說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間”(《詠懷古跡》)，實際上他在成都先后住過5年,生活還是比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結(jié)束了四年流離轉(zhuǎn)徙的生活，得到一個棲身的處所。他離開了干戈擾攘、哀鴻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現(xiàn)出一片田園美景，花鳥蟲魚都好象對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勞苦憂患的生活，暫時得到休息，他也懷著無限的愛寫出不少歌詠自然的詩歌。但他并不曾忘記流亡失所、無處安身的人們，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名句。
上元二年末，嚴武來成都為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給過杜甫不少幫助。代宗寶應元年(762)七月,嚴武應召入朝，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變，杜甫流亡到梓州、閬州。
寶應二年春,延續(xù)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結(jié)束,杜甫聽到這個消息，驚喜欲狂，以為有希望回到洛陽，脫口唱出《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七律，迸發(fā)出內(nèi)心的歡悅，這是杜甫生平一首最快樂的高歌。但快樂只是曇花一現(xiàn)，國內(nèi)混亂的局面尚未澄清，西方的吐蕃又大舉入侵，十月間一度攻陷長安，杜甫對此表示無限的關切：“西京安穩(wěn)未？不見一人來�！保ā对缁ā罚┧麑懗鲈S多首詩，陳述他的政治思想。
廣德二年(764)春,嚴武又被任命為成都尹兼劍南節(jié)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嚴武舉薦杜甫為節(jié)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杜甫在成都節(jié)度使幕府中住了幾個月，因不慣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嚴武允許了他的請求。永泰元年(765)四月,嚴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憑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領家人離開草堂，乘舟東下。“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結(jié)束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前半個階段。
杜甫于九月到達云安，因病不能前進，直到次年暮春病勢減輕，才遷往夔州。他在夔州居住未滿兩年，創(chuàng)作十分豐富，成詩四百余篇，占杜詩全部的七分之二強。詩中歌詠了夔州窮苦的勞動人民，描繪了這里險要的山川，反映了蜀中的動亂和對于長安、洛陽的思念，懷友憶舊之作也大量增加�？墒撬慕】登闆r越來越壞，瘧疾、肺病、風痹、糖尿病等不斷纏繞他。
杜甫因為夔州氣候惡劣，朋友稀少，便在大歷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峽。三月到江陵。他本想北歸洛陽,又因河南兵亂,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數(shù)月，在年底到達岳陽，寫出生動地反映湖南人民疾苦的《歲晏行》。
大歷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兩年，他沒有定所，往來于岳陽、長沙、衡州、耒陽之間，大部分時間是在船上度過的。他在大歷五年冬死于長沙與岳陽之間湘江上的舟中，終年59歲。他逝世前寫出一首三十六韻的長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詩中有句“戰(zhàn)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仍以國家的災難為念。杜甫死后，靈柩停厝在岳陽,43年后即憲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孫
子杜嗣業(yè)移葬于河南首陽山下。
杜甫在這11年內(nèi)，寫詩1000余首，占全部杜詩的百分之七十三強，大部分是近體詩──絕句和律詩，還有長篇排律。
詩歌創(chuàng)作 杜詩最顯著的特點是社會現(xiàn)實與個人生活的密切結(jié)合，思想內(nèi)容與藝術形式的完美統(tǒng)一。杜甫的詩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后20多年的社會全貌，生動地記載了他一生所走過的路程，在藝術方面也達到唐代詩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詩能使讀者“知其人”、“論其世”,起著“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墒亲鳛椤霸娛贰钡亩旁姴⒉皇强陀^的敘事,用詩體去寫歷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現(xiàn)實的同時，還通過獨特的風格表達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龍說：“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讀杜心解少陵編年詩目譜附記》)杜甫的詩大部分涉及玄宗、肅宗、代宗三朝有關政治、經(jīng)濟、軍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問題，可是無處不浸透了詩人的真情實感。例如杜甫中年時期的兩篇杰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和《北征》，里邊有抒情，有敘事，有紀行，有說理，有對于自然的觀察，有對社會矛盾的揭露，有內(nèi)心的沖突，有政治的抱負和主張，有個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國家與人民的災難和對于將來的希望。這兩首長詩包括這么多豐富的內(nèi)容，作者的心情波瀾起伏，語言縱橫馳騁，證明他在這不幸的時代面對自然和社會的種種現(xiàn)象都敏銳地發(fā)生強烈的感應。這樣的詩是詩人生活和內(nèi)心的自述，也是時代和社會的寫真，個人的命運和國家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二者在藝術上也達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頭》等詩，篇幅較短，卻也同樣具有這種特點。
天寶后期以來，杜甫寫了大量的時事政治詩，不管是陳述政見,如《洗兵馬》,在梓州寫的《有感》；或是揭發(fā)統(tǒng)治者的荒淫殘暴，如《麗人行》、《憶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寫的《三絕句》；或是寓言諷興，如《鳳
凰臺》、《病桔》、《枯棕》、《客從》；或是對窮苦人民的同情關懷，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又呈吳郎》；都是個人的情感與事實相結(jié)合的。還有不少長篇，有的記載國家十幾年來的大事，如《夔府書懷》、《往在》;有的敘述地方變亂,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憶往事，如《壯游》、《遣懷》；更是象浦起龍所說的“慨世還是慨身”(《讀杜心解讀杜提綱》)，都含有濃厚的抒情成分。
戰(zhàn)爭題材在杜詩中占有相當大的數(shù)量。杜甫對不同性質(zhì)的戰(zhàn)爭持不同的態(tài)度。他對于朝廷窮兵黷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對的，如《兵車行》、在夔州寫的《遣懷》、《又上后園山腳》；對于平息叛亂,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亂前期寫的《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觀兵》，以及吐蕃入侵時寫的《歲暮》。這些詩譴責什么，歌頌什么，都很鮮明。也有些關于戰(zhàn)爭的詩，既有歌頌，也有譴責。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兩組組詩，曲折反復地敘述戰(zhàn)士在從軍過程中的心情變化，實際上是反映詩人從不同的角度對于戰(zhàn)爭的不同看法。這兩組詩都歌頌了戰(zhàn)場上的壯烈場面，戰(zhàn)士如何善于戰(zhàn)斗，勇于犧牲，取得勝利；又譴責了君王無止境的開拓邊疆，主將驕橫奢侈，使戰(zhàn)績失去積極的意義。這兩組詩都是通過一個戰(zhàn)士的自白，概括了無數(shù)英勇士兵的不幸命運。又如“三吏”、“三別”則更為具體地表達了作者的內(nèi)心沖突。杜甫在洛陽路上，看見橫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強征入伍。他替這些人提出控訴，對差吏給以譴責，但是一想到壯丁缺乏，而又大敵當前，便轉(zhuǎn)變了口氣，盡可能對被征調(diào)的人說幾句慰解或鼓勵的話。元代鮮于樞書杜甫《兵車行》 杜甫寫過許多歌詠自然的詩。他歌詠的對象，往往是既聯(lián)系自己，也聯(lián)系時事。歷代的詩話、詩評對于杜詩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過許多論述。但是杜甫的詩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與時事的交融,作者在寫景和抒情時，很少離開現(xiàn)實，隨時隨地都想到他所處的干戈擾攘、國困民疲的時代。如困居淪陷的長安時寫的《春望》、入蜀時寫的《劍門》，是最有代表性的。這類詩，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漢》，七律《登樓》、《宿府》、《閣夜》、《秋興八首》等，都是情景與時事交融的膾炙人口的名篇。
此外，杜甫也寫了一些歌詠繪畫、音樂、建筑、舞蹈、用具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詩，同樣貫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時代的氣氛，可以看作是有聲有色的文化史。明代祝允明書杜甫《秋興八首》
杜集里也有一些詩，時代氣氛不濃，個人的感情也較為淡泊，比較突出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寫的一部分詩。杜甫在長年的轉(zhuǎn)徙流離之后，到了成都，建立草堂，開辟田畝,得到暫時的休息,因此對于花草樹木、鳥獸蟲魚的動態(tài)進行了細膩的觀察，感到無限的熱愛，具有深刻的體會。如《屏跡》、《為農(nóng)》、《田舍》、《徐步》、《水檻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詩，從詩題上就可以想象出杜甫當時的心境。這類詩當然不能和前邊論述的詩篇相比,但也代表了杜甫為人的另一方面,他不只有憂國憂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對于微小生物的愛好。他“幽居近物情”(《屏跡》),喜看“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水檻遣心》)，感到“花柳更無私”（《后游》）。
杜甫寫過一些懷念家屬、朋友的詩，大都纏綿悱惻，一往情深。懷念妻子的有陷賊時寫的《月夜》，懷念弟弟的有在秦州寫的《月夜憶舍弟》；在許多懷念朋友的詩中，以懷念李白的最為突出。杜甫自從與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贈李白、憶李白、懷李白、夢李白、寄李白以及其他涉及李白的詩，有十余首之多，幾乎首首都顯示出對于李白深厚的情誼、熱烈的關懷和衷心的欽佩�！ 《鸥Π言娍醋魇撬K生的事業(yè)，認為“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歲學詩,直到死亡前夕，沒有停止過寫詩，他從安史之亂起，至抵達成都前，在最艱苦的歲月里，寫出的詩歌思想內(nèi)容最為深刻；他在夔州身體衰弱多病，寫作的數(shù)量最為眾多。他有豐富的生活經(jīng)驗,充滿愛國愛人民的政治熱情,在藝術技巧上也狠下功夫，“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新詩改罷長自吟”（《解悶十二首》之七），說明他創(chuàng)作的嚴肅態(tài)度。杜甫還以詩論詩，在《戲為六絕句》和《解悶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達了他繼承優(yōu)良傳統(tǒng)、評騭古今詩人的主張�！ 《鸥υ趦�(nèi)容和形式上都大大開拓了詩歌的領域。明代胡震亨說：“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保ā短埔艄锖灐罚┻@句話不盡符合事實，因為在杜甫以前也有以時事入詩的,但是象杜甫這樣深入民間,洞察時弊，把富有社會意義的重大問題都陶融在“驚人”的詩句里，卻是少有的。楊倫說：“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為可厭。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脫去前人窠臼�！�(《杜詩鏡銓》卷五)這雖然是“三吏”、“三別”的評語,但也可以概括杜甫大部分重要的詩篇。元稹給杜甫寫的《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里說，“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這話說得并不過分。
杜詩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杜甫最能駕馭詩的各種形式，并能使每種形式都得到新的發(fā)展。他在五言古體詩里善于記載艱苦的旅程、社會的萬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許多富有戲劇性的言談動作，寫來十分生動，使人感到的不是五言的限制，而是語調(diào)的自然，最顯著的例子是《羌村》、《贈衛(wèi)八處士》、“三吏”、“三別”、《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等。他在七言古體詩中擅長于抒寫他豪放的或沉郁的情感，表達對于政治和社會的意見，如《醉時歌贈鄭廣文》、《洗兵馬》、《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歲晏行》等。杜甫的五、七言律詩功力甚深，達到很高的成就，數(shù)量占杜詩的一半以上，五律已見于杜甫的漫游時期，七律名篇多產(chǎn)生在到達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煉，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發(fā)揚。五律如《春望》、《天末懷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檻遣心》、《客夜》、《九日登梓州城》、《征夫》、《旅夜抒懷》、《宿江邊閣》、《登岳陽樓》，七律如《蜀相》、《野老》、《恨別》、《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樓》、《宿府》、《閣夜》、《詠懷古跡五首》、《白帝》、《諸將五首》、《秋興八首》、《登高》等，唐人的律詩很少能超過它們。杜甫還寫了許多五言排律，幾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發(fā)展，如《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jiān)李賓客一百韻》竟長達1000字。是除少數(shù)比較自然的以外（如五排的《奉送嚴公入朝十韻》、《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七排的《清明二首》）,大都堆砌過多的典故，掩蓋了豐富的情感或填補了應酬之作內(nèi)容的空虛。杜詩中的絕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11年內(nèi)寫的。由于杜甫的古體詩和律詩取得巨大的成就，他的絕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即景抒情，論詩懷友，反映蜀中的騷亂與人民的生活，吸取民歌的精華，杜甫在絕句方面仍有不少貢獻。杜甫詩意圖軸 清代張□作
當然，杜甫也寫過一些投贈權(quán)貴、奉和應酬的比較無聊的詩。當他在長安充當貴族的“賓客”，向王公大臣乞求一官半職的時候，當他漂泊西南，為了衣食，不得不與地方官吏們相周旋的時候，所寫的一部分詩，其中有好些五言排律,用大量的典故頌揚對方如何賢明,申述自己如何貧困，以乞求憐憫與恩賜，格調(diào)是不高的。宋代淳熙刻本《杜工部詩集》
總的說來,杜甫是以饑寒之身永懷濟世之志,處窮困之境而無厭世思想；在詩歌藝術方面，集古典詩歌之大成，并加以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給后代詩人以廣泛的影響�！ 《鸥υ谑罆r,他的詩歌并不為時人所重視,逝世40年以后，始見重于韓愈、白居易、元稹等人。白居易、元稹的新樂府運動，在文藝思想方面顯然受到杜詩的影響。李商隱近體詩中諷喻時事的名篇，在內(nèi)容和藝術上都深得杜詩的精髓。宋代著名詩人如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對杜甫都推崇備至，他們的詩歌各自從不同方面繼承了杜甫的傳統(tǒng)。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人俘虜，囚居獄中，用杜甫五言詩句集詩200首,在《集杜詩自序》里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倍旁姷挠绊懰�，不局限于文藝范圍，更重要的是詩中愛國愛人民的精神感召著千百年來的廣大讀者，直到今天還有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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