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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權社會個性意識的艱難跋涉

發(fā)布時間:2016-9-9 編輯:互聯網 手機版

 父權社會個性意識的艱難跋涉

                  --魯迅《風箏》新解   丁春蘭

上《風箏》時,老師講得眉飛色舞:“魯迅心情沉重地感到當時對小兄弟做了一件錯事,于是充滿內疚地抒寫自己的心緒,可惜弟弟卻早已忘記……”有學生在底下大抱不平:“他可比我們幸福多了,我們何止不玩風箏啊,還要被逼著學這學那,上各種培訓班。”有學生則不以為然:“我的psp不知被父母毀掉幾個了,我難道要記一輩子?”老師語塞。

一個風箏的確不算多大事,魯迅也沒過分的阻止弟弟玩耍,小兄弟周建人也曾寫道:“魯迅有時候會把一件事特別強調起來……例如他所寫的關于反對他的兄弟糊風箏的文章就是這樣。實際上,他沒有那么反對得厲害,他自己的確不放風箏,但并不嚴厲地反對別人放風箏!,為什么20年后,魯迅會突然想起,并深深自責,僅僅是因為看了一本書而知道游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魯迅在《風箏》里到底要傳達什么思想? 

大家都很熟悉《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社戲》的魯迅,那么天真可愛,熱愛自由,為什么在《風箏》里變得專制冷酷?魯迅曾說過:“中國親權重,父權更重”, 《紅樓夢》中,賈政作為賈寶玉的父親,在對賈寶玉的規(guī)訓中,顯示出了父權在文化傳承中的獨特作用。眾所周知,魯迅十三歲時家中遭遇重大變故,祖父下獄,父親重病,家道中落,十六歲時父親去世,家境益艱。父親缺席,作為長兄的魯迅自然要填補這一權利真空而代父行命,這決定了他在家庭和社會中的角色是父親的代言人,而不是自我角色的載體,大哥就需要從父親的角色出發(fā)對弟弟進行必要的規(guī)勸。因此,在弟弟偷偷扎風箏被我“偵破”后,我“即刻伸手抓斷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將風輪擲在地上,踏扁了。論長幼,論力氣,他是都敵不過我的,我當然得到完全的勝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絕望的站在小屋里”,這一幅“戕害圖”形象的表示出我作為大哥代父行命時所擁有的至高無上的權利。小兄弟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有怒色,只能“驚惶地站了起來,失了色瑟縮著”,這不僅是力量和長幼的差距,更是人格的不平等,因為根據封建家庭倫理道德規(guī)范,“長子”在父親死亡之后具有承繼“大統”的自然法力,“長子”的這種法力,也統管了胞弟的行為和思想。試想,如果父親還在,長兄這等粗暴行為,小弟還不趕快去父親和母親那哭訴,尋求保護?

 然而代父行命的長兄畢竟不是父親,父親角色的缺失讓長兄身體里的個性有機會發(fā)芽。1898年,十八歲的魯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師學堂,接受西學教育,這是無奈的選擇,但也造成了魯迅的命運逆轉。美國學者在研究早年喪父給嚴復帶來的影響時說:“紳士家庭中,由于父親的去世或某個舉足輕重的家庭成員的厄運,導致像嚴復這樣命運逆轉的,在中國社會屢見不鮮。然而,對那些仕途受阻的士子來說,改讀‘西學’是一種尤為不堪的選擇!睕]有父親約束的魯迅在拓展自己的人生疆域上有更大的自由,個性的意識更有機會覺醒。       

1919年的五四運動高舉高舉民主、科學、人權、自由等大旗,個性的思潮不斷涌現,北京大學在蔡元培的領導下注重培養(yǎng)學生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和精神,此時魯迅被聘為北大教授,是倡導開放學風、個性意識的中堅力量。新思想讓魯迅不斷反省自己,解剖自己,以至于偶爾看到的一本“外國講論兒童的書,才知道游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來毫不以及的幼小時候對于精神虐殺的這一幕,忽然在眼前展開,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時變成了鉛塊,很重很重的墮下去了! 如果魯迅此時仍是父權的行使者,代父行命,沒有自由、民主、個性的意識,恐怕他不會去看這種書,更不會去反省解剖自己。心理學研究早已表明,個性早在童年就已形成,弗洛伊德更是強調童年創(chuàng)傷對個體成年以后人格影響,如今我們很多人也明白這個道理,但有多少人如魯迅那般自責,又有多少人放手讓孩子無憂無慮玩耍?大部分只是一笑而過:“不打不成才,不逼不成器,說歸說,做歸做,理想是理想,現實是現實。”看看那層出不窮的培訓班,生意興隆的補習班,你就明白中國有多少家長還有“父權思想”了!所以,魯迅憶及二十年前連受害者都不記得的“小事”更大原因在于他自身個性意識的覺醒,而不僅僅是一本書。

兄弟幼年,自己早年的行為讓魯迅自責,去尋求寬恕,然而兄弟卻早已忘卻。忘卻也罷,為什么魯迅“心只得沉重著”就此更悲哀了呢?他到底在悲哀什么?

《風箏》寫于1925年,收入《野草》,是五四運動退潮時,正如作者在《〈自選集〉自序》〔《南腔北調集》〕中所說:“后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zhàn)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么變化!眰性的旗幟倒了,剛剛覺醒的個性意識遭受了種種羈絆,社會還是依然故我的承繼著既定秩序而向前緩慢地更替著,弟弟的順從和忘卻說明主導著人的思想的法則依然起著重要的作用。魯迅對“父與子”與未來“中國的情形”有過這樣的論斷:“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國的情形;看二十多歲的青年,--他們大抵有了孩子,尊為爹爹了,--便可以推測他兒子孫子,曉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國的情形!贝藭r魯迅悲哀的恐怕是五十年后、七十年后的中國了,父權社會,個性要覺醒是一個多么艱難的事啊,長夜漫漫,何時才能看到光明,這點連他都無法把握,于是魯迅帶著“無可把握的悲哀”在文中感嘆:“我倒不如躲到肅殺的嚴冬中去吧!  

“四面又明明是嚴冬,正給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氣”,雖然道路長且阻,但是魯迅從未放棄,他一直張揚著個性的大旗以覺醒者的形象在跋涉,在這個父權社會發(fā)出個性解放的吶喊。當然,他也明白這種吶喊在這一代是微弱的,這種戰(zhàn)斗以這一代人的力量是難以取勝的,所以在小說《狂人日記》里,他發(fā)出了“救救孩子”的吶喊,“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綜上,魯迅之所以會憶及二十年前的往事,主要原因在于他自身個性意識的覺醒,而小兄弟的遺忘讓他明白,父權社會已經在這一代身上打下了深深烙印,全社會要真正解放個性路途遙遠,下一代,再下一代……,他沒有信心,五四運動的失敗,更讓他心情沉重,但是,他并沒有放棄,仍然在艱難跋涉,仍在搖旗吶喊,為下一代,再下一代,再再下一代……

環(huán)顧當今社會,捫心自問,你有沒有像當年魯迅對小兄弟那樣對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會不會像你當初對他那樣對自己的孩子。聽了孩子們的話,看到孩子們學這篇課文的不以為然,魯迅如果重生不知該作何想?借中山先生的一句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丁春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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