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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與曾國藩
“峨峨曾文正，崛起由湘鄉(xiāng)。雄奇隘宇宙，獨與韓公當”。這是劉乃晟在《張廉卿(裕釗)先生壽詩》里的兩句話。曾文正，指的是曾國藩;韓公，即韓愈。這兩句詩意在贊美曾國藩的古文可與“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文公相提并論，雖不無溢美之嫌，但也大致屬實。
曾國藩何以能與韓愈相提并論?在表面現(xiàn)象的背后是不是有著某種必然的關(guān)聯(lián)。當我冥心追溯，回到一百多年前的那段歲月，漸漸發(fā)現(xiàn)，在曾國藩的歷史世界里，韓愈早已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存在，他之所以被譽作“獨與韓公當”，并非是一種隨意而牽強的綰合。
據(jù)黎庶昌為曾國藩編撰的年譜，曾氏最早對韓愈的文章發(fā)生興趣是在道光十五年(1835)其二十五歲的時候(這里指的應是韓愈的別集，因為韓愈的部分名篇佳作早已被各種選本反復收錄，而各種選本大都為鄉(xiāng)塾之用，用來指導學童習作，應付科舉考試。因此，曾國藩熟讀韓愈的個別文章應早于此時)。這時他雖中舉，卻在赴京會試中連年不售，不過有一個重要的收獲是從此深嗜韓文，“慨然思躡而從之”。自此，曾國藩對韓愈的追尋一發(fā)不可收回，并且從文到道，由學及身，韓愈成為曾國藩成長道路上的精神導師。
道光十八年(1838)，曾國藩殿試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自此入翰林院供職。在京師，曾國藩拜交了唐鑒等人，在學術(shù)上邁進了理學的大門，開始服膺程朱之學。不過，他在宗仰朱子的同時，亦時時將韓愈的教導置于座右，這與宋代之后研治理學的多數(shù)人物取徑不同。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曾氏日記云：“自謂忠于為人，實已重外而輕內(nèi)，且昧昌黎《知名箴》之訓。”同年廿九日日記云：“予又病多言。昌黎云：‘默焉而其意已傳。’嘵嘵胡為者，況其一無真知耶?”我知道，在朱熹眼里，韓愈不能算是知“道”之人，因為韓愈“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因而“終不免于文士浮華放浪之習，世俗富貴利達之求”。所以，后來的文士對韓愈一般只有文章上的景仰和經(jīng)濟事功上贊許，在人格的修養(yǎng)浸潤上絕少提及。曾國藩雖并未將韓愈作為自己修身養(yǎng)德的最高楷模來朝夕奉拜，但能在這一方面提到韓愈已是與人迥異。
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國藩升任禮部侍郎，發(fā)現(xiàn)在官署的西北角有一土地祠，里面供奉的正是韓愈。不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這座小廟里，處于正位的是韓愈，孔子卻屈居旁側(cè)了。曾國藩很不解，也很替韓愈感到不安，說先生你曾經(jīng)非常羨慕顏回能夠依歸侍奉圣人，自己卻沒有機會得到夫子的耳提面命，如今，你們的位置怎么顛倒了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讓韓愈能夠心安理得地成為這里的常住居民，曾國藩在廟前焚香祝禱，將孔子木主焚燒，并寫下了一篇《祭禮部韓公祠文》，其文有曰：
尼山纂經(jīng)，懸于星日。衰周道溺，踵以秦灰。繼世文士，莫究根荄。炎劉之興，炳有揚、馬。沿魏及隋，無與紹者。天不喪文，蔚起巨唐。誕降先生，掩薄三光。非經(jīng)不效，非孔不研。一字之愜，通于皇天。上起八代，下垂千紀。民到于今，恭循成軌。予末小子，少知服膺。
從祭文可以看出，曾國藩對韓愈的評價如此之高，他自己很早就服膺韓子之學了。在咸豐九年(1859)四月的家書中，他告誡自己的兒子讀書要有所揀擇，又舉韓愈等人作為榜樣，并將韓愈稱為“千古大儒”。對韓愈這樣的態(tài)度，顯然和以程、朱為首的宋儒有所參差，曾國藩敢于在理學的門庭之前翻個筋斗的勇氣徹底顯現(xiàn)出來。
韓愈比曾國藩年長一千零四十三歲，對曾國藩的影響主要還是通過“起八代之衰”的文章來實現(xiàn)。
曾國藩一生酷嗜韓愈之文，屢次在其家書、日記、詩文中提到韓文，如曾在家書中說：“余于‘四書’、‘五經(jīng)’之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并且多次談到讀韓文的感受，認為韓文既有近于漢賦處，又有近于《詩經(jīng)》處，能將孔、孟之義理，融于揚雄、司馬遷之風格，因而，學韓文可以窺得六經(jīng)之閫奧，得圣人之教于千載之下。
體察曾氏對韓文之鐘情，莫過于讀其《求闕齋讀書錄》。從此書可以看出，經(jīng)他批閱的經(jīng)部書籍有八種，史部六種，子部三種，集部二十九種，史部中最重視《史記》、《漢書》，集部中最重視《昌黎集》，評語最多。將紛繁的評語略為梳理，我們可以看出相隔千年之后，曾國藩對韓愈的惺惺之惜。
評《重答張籍書》：“二氏盛行中土六七百年，公以數(shù)篇文字斥之，遂爾炳如日星。識力之大，令千世人肅然起敬。”評《送王秀才序》：“讀古人書，而能辨其正偽醇疵，是謂知言。孟子以下，程、朱以前，無人有此識量。”評《羅池廟碑》：“此文情韻不匱，聲調(diào)鏗鏘，乃文章第一妙境。”評《柳子厚墓志銘》“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一段：“此段為俗子剽襲爛矣，然光氣終自不滅。”
重要的是，曾國藩能夠?qū)n文的欣賞與自身的學術(shù)取向完美地結(jié)合，真正做到了學以致用。那么，曾國藩的學術(shù)有什么特征呢?一言以蔽之，曰“士大夫之學”。何謂“士大夫之學”?南宋時期，在湖南為官的胡安國上書皇帝說：“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強調(diào)了“士大夫之學”應“言行相稱”、“可濟時用”，積極實踐傳統(tǒng)儒家的經(jīng)世致用理念。比曾國藩年長一歲的陳澧將“士大夫之學”和“博士之學”比較，強調(diào)“士大夫之學”以“大義”為主，應該“有益于身，有用于世”，而不是斤斤于饾饤瑣碎。余英時在《曾國藩與“士大夫之學”》一文中，將“士大夫之學”比作“通識”，“博士之學”比作“專家”，并且說“曾國藩所向往、所實踐的正是‘士大夫之學’”。
“士大夫之學”的特征在曾國藩的韓文評論中頗為鮮明。他從哲學、政治、文學、經(jīng)濟、軍事等各個方面對韓文進行了解說分析。評《原性》，他從心性論來談;評《送浮屠文暢師序》，他從儒、佛之辨來談;評《論變鹽法事宜狀》，他從經(jīng)濟利算來談;評《馬說》，他從人才薦拔來談;評《論淮西事宜狀》，他從軍事策略來談。從文學角度評論的則更多，不能一一枚舉，讀者可自去揀閱。他在評《答侯繼書》時有一段話，我們似乎可以拿來作為他的韓文評論具有“士大夫之學”特色的一個注腳，他說：“‘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所陳數(shù)事，皆專家之學，鹵莽者多棄置不講。觀韓公此書，然后知儒者須通曉各門，乃可語道�？资纤^博學于文，亦此義也。” 頗可寶貴的是，曾國藩對韓愈的為人和為文，不僅有崇仰，亦有嚴肅的批評。他評韓文《潮州刺史謝上表》曰：“‘茍非陛下哀而念之’節(jié)，求哀君父，不乞援奧灶，有節(jié)概人固應如此……‘東巡泰山’，此則阿世取悅。韓公于此等處，多信道不篤。”對韓愈不能處窮的軟弱進行了指責。另外，對《諱辨》、《送孟東野序》、《上宰相書》等文亦提出了文學上的批評，可稱得上是韓愈之諍友。
如果說以上的種種評論證明了曾國藩是韓愈文與道的知賞者的話，那么曾氏的古文寫作也完全可以證明他是韓愈文與道的繼承者和發(fā)揚者。
曾國藩曾有詩言“述作窺韓愈”，又言“文筆昌黎百世師”，并“私淑韓公二十霜”，心摹手追，冥冥造往，曾國藩以韓愈詩文為重要的文學營養(yǎng)。
我們知道，曾國藩詩文皆當行，文又優(yōu)于詩。曾詩學杜甫、韓愈、黃庭堅等人，廣取博采，融會百家。文則明顯偏重于韓愈，其雄偉峻拔、酣恣淋漓之氣象甚得韓文之諦。他曾對兒子曾紀澤說：“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為第一，揚子云次之。”在他編選的《古文四象》中，將古文分為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四類。太陽之文指的是那些具有噴薄跌宕氣勢的文章，是曾國藩的最愛。在這本書里，唐宋八大家中，幾乎都是韓愈之文，其他七家只占了極小的比例。他還在給友人的一封書信中檢討自己近來所作之文“率傷平直”，與揚雄、韓愈的瑰瑋奇崛之風相距甚遠，因而“不稱鄙意”。
咸豐四年(1854)，曾國藩發(fā)布了征討太平軍的動員令——《討粵匪檄》，這篇檄文即頗具韓風。開首曰：
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于今五年矣。荼毒生靈數(shù)百余萬，蹂躪州縣五千余里，所過之境，船只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nèi)∫路�，搜括銀錢，銀滿五兩而不獻賊者即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qū)之臨陣向前，驅(qū)之筑城浚濠。婦人日給米一合，驅(qū)之登陴守夜，驅(qū)之運米挑煤。婦女而不肯解腳者，則立斬其足以示眾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抬其尸以示眾船�；浄俗蕴幱诎哺蛔饦s，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也。
拋開太平天國運動和曾國藩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的歷史意義不談，僅從文章學的角度來說，這篇檄文是非常成功的。而之所以成功，重要的一點便是其氣盛。韓愈早就說過“氣盛言宜”的話，一旦“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所以，盡管這篇文章里也有曾國藩為污蔑太平軍而耍的小手段，但在其洶涌排宕的氣勢遮蔽中，泥沙與洪濤俱下，已經(jīng)影響不了文章的煽動性了。于是，有人就將它與駱賓王的《討武曌檄》相提并論，或許大致不差。
正是由于曾國藩對韓文的沉浸濡染，才造成了文章史上的他雖出之于桐城，又不囿于桐城，拔戟自成一隊，巋然獨立的歷史地位。熟悉中國文章史的人都知道，桐城派自方苞、姚鼐以來，論文主張雅潔謹細，講求義法，以適合統(tǒng)治階級的需要。但如此以來，文風不免萎靡。桐城學人方東樹《書〈望溪先生集〉后》云：“重滯不起，觀之無飛動嫖姚跌宕之勢，誦之無鏗鏘鼓舞抗墜之聲。”指出了方苞的文章缺乏飛揚之姿、輾轉(zhuǎn)之勢和雄壯之力。姚鼐的文章，在曾國藩看來，又是“有序之言雖多，而有物之言則少”，明顯缺乏對社會民生的關(guān)注。而韓文形式上的雄邁之氣與內(nèi)容上的不平則鳴給了曾國藩以改造桐城古文的勇氣和力量，最終造就了他桐城古文“中興大將”的地位。正如錢基博所說：“(曾國藩古文)大抵以定氣為主，以影響為輔，力矯桐城懦緩之失。探源揚、馬，專宗韓愈。奇偶錯綜，而偶多于奇。復字單誼，雜廁相間，厚集其氣，使聲采炳煥而戛焉有聲。異軍突起而自成湘鄉(xiāng)派。”
曾國藩為何會如此欽慕一千多年前的韓愈呢?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韓愈不是一個純粹的文人，他的文章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相連，他要通過文章來改造社會生活，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曾國藩亦不以文人自限，他在年輕時即有“效法前賢澄清天下之志”，加之近代湖湘文化經(jīng)世之風的影響，他對歷史上那些既有事功、又有學問的人物自然十分向往。曾國藩曾有一篇《圣哲畫像記》，歷數(shù)了歷史上的三十二位賢哲，令兒子畫下他們的圖像，時時瞻仰以砥礪自己�，F(xiàn)在看來，三十二位賢哲中，韓愈的影響確實舉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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