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師說》的讀后感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yè)解惑者也。

　　這是文章開篇的話。《古文觀止》在這句后面批云，“一篇大綱領(lǐng)，具在于此�！焙孟筮@話就是本文的文眼。但在文末的總案里，吳家的這哥倆又說，“通篇只是吾師道也一句”，好象文眼又不是這句了。從后文來看，似乎還是該以總案里的看法為是。對于為什么老師的職責就是傳道受業(yè)解惑，還有老師是怎樣來傳道受業(yè)解惑的，韓昌黎基本上沒有做什么分析，文章的重心放在要勇于拜師學習上。《師說》不是駁論文，但駁論的意味相當明顯。我讀韓文時有兩個地方感受最強烈。一是寫到感士不遇的題材的時候，作者激動于中，不平則鳴，或憤激，或解嘲，都有特別動人之處，從這點上說，《師說》不算是韓愈最能感人的文字。二就是韓愈特別善寫駁論，《進學解》、《送窮文》都是辯難，《張中丞傳后敘》揮斥“自比于逆亂”者，《諱辯》反駁挖苦流俗的繁瑣忌諱，至于《論佛骨表》這樣的辟佛文字更不消說，力拔千鈞，氣勢迫人。而即使不是明擺的以駁論的形式出現(xiàn)，作者也喜歡樹個對立的靶。因此讀韓文你能很清楚的感受到，韓愈的話不是平空說的，每一句話話鋒所向，都是沖著某個對手要害去的，——《師說》就是這一類。大約寫論文要精彩就不能自己單練，要找個對手跟自己對掐才能寫出味來，用韓愈自己的話說，這叫“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吾師道也”是文章的主旨。話當然不錯，到今天也很難提出什么不同的意見來。不過前面說了，韓愈寫這篇文章是有和人對掐的意思的，因此對于“師道”的含義，這篇文章主要只談了一面，那就是只要對你學習“道”有好處，任何人你都是可以以他為師的。至于從這句話里還可以引出的另外一個意思：你要信奉的是“道”本身，而對于那個作為老師的人，實際上沒有必要過分迷信和盲從，文章就只是隱約提及了，——當然，這個見識在中國其實也是“古已有之”的，那就是《論語》里講的：“當仁不讓于師”。

　　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云者，則群聚而笑之。

　　韓愈說這句話，是從切身感受而發(fā)的。他自己就是“曰師曰弟@云者”的典型，當時“經(jīng)愈指授，皆稱韓門弟”（《新唐書?韓愈傳》）。談到《師說》的寫作背景的時候，幾乎所有的文章都會引用柳宗元的這段話：“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愈以是得狂名�！保ā洞痦f中立書》）則當時寫這樣的文章，表達這樣的見解，需要相當?shù)挠職�，自不待言。不過我倒更注意柳宗元的另一句話，他在《報嚴厚與書》里說：“仆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

　　柳說自己不如韓愈，大約是謙抑之辭。韓愈的文章的長處，在于骨力氣勢，情理交融，不論結(jié)構(gòu)文字，都能苦心經(jīng)營而不露斧鑿痕跡，相比之下，柳宗元最精致的文字（如《永州八記》），反而顯出有點“做”�？梢哉f，韓文有一種厚勢，確實為柳宗元所不及。但是細究下來你會感到，這種厚勢極非來自學問修養(yǎng)，也非來自玄想哲思，多半是從文字章法里直接體現(xiàn)出來的。簡單的說，就是韓愈的優(yōu)勢首先是文學技巧要更高明些。但是你得知道，這兩位可都不是首先以文學家自居的，那么再比比別的東西，也就不能說是我多事。為人這里先不談，單說思想。韓愈雖然標榜“文以載道”，但他的《五原》不過是儒家尋常的見識，和柳氏的《貞符》、《天說》一比，高下立判。當然，另一個意義上說，見識尋常不是壞事，因為正好利于普及。歡迎您訪問，歡迎您訪問，

　　說到底，為不為師主要還是跟性格有關(guān)。韓愈好為人師，自然在提攜后進上頗有功績，但是他一方面固然因此承擔了壓力，另一方面，這樣做也給他帶來極大的成就感，——他是很向往一個宗師的身份的�？错n文我總不免有這種感受，他最好的文章里，都多少有些顧影自憐的意思，看似自責，實則炫耀的內(nèi)容甚多。他的發(fā)言率真，無所避忌里，有忠正剛直的成分，卻也有不知天高地厚一時沖動的成分，甚至多少還有點好出風頭的意思。他的性格過于外露，以上是一端，“不善處窮，哀號之語，見與文字”也是一端。他的怨氣常常過盛，但又有幽默感，有自我解嘲的本事，這就是韓愈文章的“狡獪”處。盡管并非韓愈的本愿，但是這種作文時的“狡獪”最終還是不免流露到做人上來。犯顏極諫的時候，他確有為了心中的“道”而不惜代價的決心，可是對于這個代價他其實并沒有很清醒的認識，因此事后往往后怕。《論佛骨表》，一封朝奏，夕貶潮陽，但一到貶所，又立刻上表請罪。也正是因此，柳宗元的命運是一貶再貶，而韓愈兩次獲罪，卻都在不久后又回到了長安。

　　表面上看，柳宗元是比較典型的中國文人的儒道二元的性格，“賢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貴于后，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wù)此”，可進可退，伸縮的余地較大。而韓愈則儒家得很純粹，甚至只講兼濟天下，連獨善其身都恨不得要否定掉。但實際上他積極入世，卻不脫文人常見的毛病，對世事人情的認識過于簡單。愈了，就不免退之，性格上的不甘退縮，最終往往是以人格上的更大的退縮為代價的。終于，柳宗元寫信給擔任史官的韓愈說：“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卒無可托乎？……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矣。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曰師曰弟@云者”，本不可笑，但有時卻又似乎終于不免可悲，不免可笑。

　　位卑則足羞，官勝則近諛。

　　這句話是韓愈豎的靶，相當于錢玄同假托出來的王敬軒。但是客觀點看來，至少后面一句是頗有些道理的。后世以門生故吏之名，拉幫結(jié)派，成群作黨，謀私禍國，縱橫不法的事，至今仍不見衰減的勢頭。韓昌黎地下有知，恐怕不能無恨。不恥相師自然是好事，但理論上的善舉，落到實處往往變了味道。而在行為的性質(zhì)只能依靠當事人的個人品質(zhì)來保障的社會里，這樣的事永遠是最平常不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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