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賀詩歌獨創(chuàng)性的成因

　　用高度凝練的語言，形象表達作者豐富情感，集中反映社會生活并具有一定節(jié)奏和韻律的文學體裁。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李賀詩歌獨創(chuàng)性的成因，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李賀詩歌獨創(chuàng)性的成因1

　　一、坎坷苦悶的人生際遇

　　生逢中國歷史上一個揚眉吐氣的封建王朝時期，本身已貴為李唐王室帝胄皇孫，之前又有李白、杜甫、韓愈等前輩以文才揚名天下的榜樣，再加上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文壇泰斗韓愈的賞識，坐擁天縱神賜才華的李賀踏入科場掙得一份功名似乎是手到擒來之事，卻忽然因為一個荒唐的名諱制度徹底葬送。如第一節(jié)所述，李賀的人生遭際以及隨之而來的坎坷苦悶心境成為他得詩歌創(chuàng)作中顯示出凄艷詭激藝術特色的直接原因。

　　二、時代審美的深刻轉變

　　李賀詩歌中所呈現(xiàn)出的詭異激蕩風格仍可視為對杜甫韓孟詩派的繼承，但那些明顯表現(xiàn)出凄迷艷麗風格的“長吉體”詩篇則直接開啟了唐代審美藝術的第三次轉型，以李賀為界，唐詩由中唐的寫實步入了摹寫心靈的晚唐時代。木訥倔強的韓愈提出的那些詩歌理論最初只是對安史之亂前盛唐時代雄風豪情的難以忘懷的呼喚，但經(jīng)他之手千呼萬喚出來的李賀卻將杜甫式的崇高轉變成難以遏制的感傷的晚唐風韻。

　　三、綿遠紛雜的藝術傳承

　　李賀詩歌中那股幽怨悵茫之氣和想落天外、興發(fā)云端的奇特想象都與屈原的楚辭有極深的淵源，他在形式上繼承了漢樂府民歌體裁并自鑄奇語、展開創(chuàng)作的同時，也將樂府詩摹狀繪情、對比鋪陳的特點發(fā)揮到極致。從李賀詩歌意象中對冷艷凄迷顏色的偏愛更顯示出李白式情思影響的痕跡。

　　李賀詩歌獨創(chuàng)性的成因2

　　一、高遠人生理想的難以企及

　　李賀的詩集中有很多作品具體闡述了他的人生理想，如《馬詩》、《南園》，以“何當金絡腦，快走踏清秋”、“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的豪情，表達了他渴望建立赫赫戰(zhàn)功的雄心。可正因為這一理想的遠大和難以實現(xiàn)，成為了他壯志難酬，悲憤感傷的重要原因。

　　試想，李賀的理想究竟有多少實現(xiàn)的可能性?從當時的社會狀況和詩人自身的情況來看，這一理想的成功率有多高，成為悲劇的概率又是多大?這都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因為理想和抱負的落空，是詩人不停悲吟的一個重要原因。從社會情況來看，在唐代這樣一個封建社會蓬勃發(fā)展的朝代，盛唐人建功立業(yè)，殺敵報國的政治理想在中唐人身上依然如舊。先秦時期儒家思想的產(chǎn)生，對文人的立身行事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鬃釉�提出“修己以安人”，提高自身涵養(yǎng)的目的就是為社會整體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做出貢獻。在儒家思想中，個人除了要“獨善其身”，更要“兼善天下”，個人不僅以個體的方式存在，更以群體中的一員存在，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這種價值觀念的存在，使得天下的“士”以拯救天下為己任，自覺承擔起社會落在個人肩上的各種責任。李賀也不例外。安史之亂之后，唐朝經(jīng)濟受到嚴重沖擊，社會生產(chǎn)也遭受嚴重破壞，李唐王朝面臨著嚴重的經(jīng)濟問題。經(jīng)過兩稅法等一系列經(jīng)濟改革之后，國家的財政收入大大增加，為憲宗時代所謂的“中興”準備了物質條件。在貞元末年至元和年間，出現(xiàn)了一批詩人，在“中興”的背景之下，萌生出革除弊政的強烈愿望和積極自覺的參與意識。于是在這個時期出現(xiàn)了一系列政治改革的思潮，而儒家思想中的拯救時弊，積極用世的精神和思想也鮮明地體現(xiàn)出來。盡管李賀體弱多病，“為人纖瘦，通眉，長指爪”，卻依然為這偉大的理想而燃燒。如《馬詩二十三首》，表現(xiàn)出的激情澎湃，豪情滿懷，《燕門太守行》中“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的悲壯情懷，都是為這樣的理想而奮力高歌的作品。

　　二、強烈的生命意識

　　所謂生命意識，包含了生命本體觀和生命價值觀兩個部分。生命本體觀是對生命本身的性質的認識，生命價值是對生命應有價值的把握和判斷。(錢志熙《唐前生命觀和文學生命主題》)李賀的詩歌鮮明地體現(xiàn)出強烈的生命意識。他只活了27歲，曾在《巴童答》中曾形容自己“巨鼻”、“龐眉”， 以及各種早衰癥狀，如他在《詠懷詩》中寫到：“日夕著書罷，驚霜落素絲。鏡中聊自笑，詎是南山期?”，“終軍未乘傳，顏子鬢先老”(《春歸昌谷》)，“蟲響燈光薄，宵寒藥氣濃”(《出城寄權璩楊敬之》)等，表明可能他很清楚自己不會長久地活在人世。所以對于死亡這件事情，詩人在詩中反復地提及，反復地吟唱，是否也暗示出他內心對死亡和早衰的敏感，在這一點上他有比常人更深刻的體驗。如“酒客背寒南山死”(《二月》)，“竹黃池冷芙蓉死”((《九月》)等等。

　　對生命永恒的企盼，使李賀更加在意神鬼世界。另一方面也由于作者閱歷較淺，經(jīng)歷的世事不深，而作者又更傾向于表述內心，因此他的詩歌多為一種幻想式的。由于對生命短暫的慨嘆，李賀的神鬼世界或是描述時光飛逝，或是描畫神仙世界的永恒，寄托向往之意，或刻畫鬼蜮世界的陰森恐怖。如《天上謠》、《夢天》、《浩歌》、《古悠悠行》等。錢鍾書在《談藝錄》中曾說：“細玩昌谷集，含詫傺牢騷，時一抒泄而外，尚有一作意，屢見不鮮。其于光陰之速，年命之短，世變無涯，人生有盡，每感愴低徊，長言詠嘆”。

　　三、不同流俗的藝術追求

　　詩歌在經(jīng)歷了盛唐詩那樣的高峰之后，如何另辟蹊徑，創(chuàng)作出新穎獨特的作品，是中唐詩人們面臨的艱難的抉擇。于是出現(xiàn)了以韓愈，孟郊，賈島等為代表的韓孟詩派和以白居易，元稹等為代表的元白詩派。韓孟詩派可以說是一群困厄潦倒的失意文人，他們以文學‘鳴國家之盛’的熱望轉而‘自鳴其不幸’，較之元白，更為迅速地實現(xiàn)了由諷喻時政到自抒心靈的轉向。且這一詩派的領袖人物韓愈以“語不驚人死不休”為詩歌創(chuàng)作的目標，故而這一詩派的作品均呈現(xiàn)出不同流俗的特點。

　　當然，儒家的倫理道德價值觀中立言不朽的觀念意識也給士人們深遠的影響。李賀曾寫過：“筆補造化無天功”這樣的詩句，可見對藝術的追求是他人生追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力圖通過巧奪天工的藝術手腕，達到藝術造境之美。他的詩歌無一不是經(jīng)過精心錘煉。他做詩支字片語，都一定要新奇，古人所未經(jīng)道，這正是他詩歌創(chuàng)作的追求所在。

　　綜上所述，李賀詩歌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朵奇葩。他的身世，性格，藝術追求，健康狀況，思想意識等種種原因糾結在一起，形成一種不易為人理解并深深隱藏于艷麗詩歌背后的心態(tài)，這是形成其的奇詭，神秘，冷艷風格的獨特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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