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詞學思想和＂易安體＂的特點

　　【導讀】李清照出生于書香門第，早期生活優(yōu)裕，其父李格非藏書甚富，她小時候就在良好的家庭環(huán)境中打下文學基礎。出嫁后與夫趙明誠共同致力于書畫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據(jù)中原時，流寓南方，境遇孤苦。所作詞，前期多寫其悠閑生活，后期多悲嘆身世，情調(diào)感傷。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徑，語言清麗。論詞強調(diào)協(xié)律，崇尚典雅，提出詞“別是一家”之說，反對以作詩文之法作詞。能詩，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時詠史，情辭慷慨，與其詞風不同。

　　一、《詞論》的著錄和"別是一家"說的創(chuàng)立

　　集中反映李清照詞學思想的《詞論》的篇名是后人命名的。此文最旱由胡仔在其《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三十三《晁無咎》條下著錄時，稱"李易安云"。胡仔所引是否全文，至今尚有疑議。鑒于此文不僅是李清照唯一的詞學論著，也是詞史上最早產(chǎn)生巨大影響的一篇詞論，篇幅又很簡短，茲將胡仔所引之全文迻錄于下：李易安云："樂府、聲詩并著，最盛于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同之宴所，曰：'表弟愿與坐未'，眾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為冠。歌罷，眾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眾皆哂，或有怒者。及轉(zhuǎn)喉發(fā)聲，歌一曲，眾皆位下，羅拜日：'此李八郎也。'自后鄭、衛(wèi)之聲日熾，流靡之變?nèi)諢�，已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朵较�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遍舉。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yǎng)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雖協(xié)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終、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茸之詩爾。又往往不協(xié)音律者，何邪？蓋詩文分平側(cè)，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鴦》，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xié)，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tài)。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苕溪漁隱曰："易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摘其短，無一免者，此論未公，吾不憑也。其意蓋自謂能擅其長，以樂府名家者。退之詩云：'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正為此輩發(fā)也。"繼胡仔之后，第二位著錄《詞論》的是南宋人魏慶之，見于其《詩人玉屑》卷二一《詩余》條，在《晁無咎評》之后，題作《李易安評》，又另作《李易安云》，文字除將胡仔所引的"雖極妍麗豐逸"句作"非不妍麗"，又將胡仔所引的"皆摘其短"句作"皆指撾其短"外，其他悉同胡仔所引，并將"苕溪漁隱曰：易安歷評諸公歌詞，正為此輩發(fā)也"一段全文引錄。

　　第三位著錄《詞論》的是清人徐釚，其《詞苑叢談》卷一《體制》題作《李易安詞評》，文字系據(jù)《詩人玉屑》，而未引"苕溪漁隱曰正為此輩發(fā)也"一段。上述引文中的"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就是李清照首次為詩、詞之別立下的界碑，也是后世論者常常引用的"詞'別是一家，"的原始出處，如引作"詞別是一家"，則不是現(xiàn)存李清照《詞論》的原文。

　　二、《詞論》的貢獻

　　以往人們對《詞論》所作出的貢獻，大都只就其"文本"涉及到的諸如詞史、詞律、詞評等問題加以論列，而對其貫穿全文的一個盡在不言中的重要問題，至今仍被忽略，這個問題就是《詞論》堪稱：

　　（一）為"小歌詞""補天"之作

　　把宋代的這種特定的文學體式稱之為"宋詞"無疑是后世的事，李清照還不時把它叫做"小歌詞"，在她之前，詞更被叫做"曲子詞"、"樂章"、"樂府"、"琴趣"、"長短句"、"詩余"等等，別名很多，但沒有一個能作為其獨立"人格"的揭橥，名字也不夠響亮。這都是因為那時的詞尚處在詩的附庸和棄兒階段的緣故。到了北宋，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文化的繁榮，歌樓舞榭遍及城市，官伎、私伎比比皆是。這種被叫做歌詞的創(chuàng)作權(quán)，不僅從民間轉(zhuǎn)到了一些文學大家的手里，甚至還有一些名公大臣加入了"小歌詞"的寫作行列，從而給這一畔域帶來了新的問題。這時李清照挺身而出，為"小歌詞"的純潔和獨立，大聲疾呼。上引《詞論》的第一段是說詞應象唐朝開、天盛世時的"樂府、聲詩"一樣，是供歌壇名星演唱的；第二、三段分別指出"鄭、衛(wèi)之聲"和"亡國之音"都不合時宜，前者則更是被指摘的對象；第四段是全文的核心，它以實例說明，象柳永《樂章集》那樣"雖協(xié)音律，而詞語塵下"不行，象晏、歐、蘇等人那樣寫一些"不協(xié)音律"的"句讀不茸之詩"也不行。不論是晏、歐、蘇，還是王安石、曾鞏，他們所作"小歌詞"之所以"不可讀"，主要是他們不知詩、詞之別，或"知之者少"。而對詩、詞之別"始能知之"的晏幾道、賀鑄、秦觀、黃庭堅，又各自有"無鋪敘"、"少典重"、"專主情致"、"少故實"等缺久�？偟目蠢钋逭盏倪@篇《詞論》，對時弊的批評是擊中要害的，建樹是獨特的，對后世的影響是深遠的。詞這一體式之所以能夠膺任宋代文學的代表，被光榮的稱為"宋詞"，在一定意義上說，對于詞的本質(zhì)的確立和流弊的匡正，李清照幾有"女娟""補天"之功。

　　（二）對詞之為體要義的建樹

　　李清照對于詩、詞之別的劃分，應該說是首先著眼于詩、詞不同的社會作用的。詩的社會作用已為人們所共認，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從李清照的詩歌實踐看，無疑她對孔子此說是身體力行的。關于詞的社會作用，《詞論》中雖亦無直接論述，其贊成曹元謙、念奴、李八郎等"歌壇"高手，在曲江宴上大顯身手，就說明她是格守《花間》、南唐之風習，也把"小歌詞"看成"娛賓遣興"、侑筵佐筋的工具。既如此，在她看來，"小歌詞"要想唱得"眾皆泣下"，除了要有象李八郎那樣的"擅天下"的"能歌"者，歌詞本身不僅要摒除"鄭、衛(wèi)之聲"，"亡國之音"和"詞語塵下"者，還要有與詩文大不一樣的、為詞所特有的音韻格律，她《論語·陽貨》，朱熹《四書集注》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

　　認為詩文只講究平仄即可，而歌詞則既"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如不烙守音律方面的這一系列的嚴格規(guī)定，那么所作歌詞"則不可歌矣"，這樣的人作為歌詞作者，即使"學際天人"，也是不稱職的。要想稱職，必須首先弄清詞是"別是一家"的，與詩很不一樣，它們必須各立門戶的道理。在這個基礎上，作者還進一步強調(diào)，詞還要有"鋪敘"、要"典重"，既不能象秦觀那樣"專主情致，而少故實"，也不能象黃庭堅那樣"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暇，價自減半矣。"以上是李清照在其《詞論》"文本"中直接論述到的關于詩、詞的主要區(qū)別之點。對此，她從理論上作了明確的、反復的強調(diào)。但對于詩和詞別一方面的主要區(qū)別，即二者在題材內(nèi)容方面的差異，在現(xiàn)存《詞論》"文本"中，沒有明確的、直接的論述，但在李清照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其詩、詞的題材內(nèi)容則敻不相埒。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原因不難設想，即胡仔在其《苕溪漁隱叢話》中所錄"李易安云"，并非全文。其闕文一則可能在論述詩，詞題材之別的段落上；一則又可能在"價自減半"的戛然而止處。后者的內(nèi)容，顯然不便妄測，試對前者擬補如下：詩、詞之間，除了《詞論》中著重強調(diào)的音律，即形式方面必須嚴加區(qū)別外，后面提到的對于詞在情致、鋪敘、典重、妍麗、豐逸等方面的一系列要求，均取決于內(nèi)容，而內(nèi)容如何又往往取決于題材。實際上李清照對于詩和詞在題材內(nèi)容方面的規(guī)定十分嚴格，可以說她為二者劃了一條很深的鴻溝。比如她的詩的題材內(nèi)容幾乎都是關系到社稷江山和興觀群怨的，偶爾寫了一首被認為"甚工致，卻是詞語"的《春殘》詩（詩云："春殘何事苦思鄉(xiāng)，夢里梳頭恨最長。梁燕語多終日在，薔薇風細一簾香"），基本也沒有超出《論語·陽貨》所規(guī)定的興觀群怨和"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的范圍。至于其詞的題材內(nèi)容，所涉及的或是伉儷親情，或是離懷別苦，或是私生活方面的隱衷。即使后期的個別詞中帶有一定的家國之念，她也將其托之"酒朋詩侶"、閨事閨情出之，絕無直抒壯懷之篇。至于李清照在詞的題材內(nèi)容方面，嚴把私房門的做法是否完全可取，那是尚須另外探討的問題，但如果在《詞論》中，讀不出作者對于詩、詞題材的嚴格分工，那就勢必造成對其作品（主要是詞）的誤解，甚至曲解。比如她的《聲聲慢》，如果把它理解成借惟悴的黃花、雨中的秋桐和不再為她捎書的鴻雁，表達其中年被疏無嗣的隱衷，就很符合作者對于詞的題材規(guī)范，而象以往那樣，大都把這首詞說成是表達恢復無望的苦悶，從而把"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三句，等同于朱敦懦南渡以后寫的"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等句，把"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諸句，說成與張炎的"只有一枝梧葉，不知多少秋聲"一樣，都是表達對時事的憂傷云云，這種種說法，無疑都是牽強附會的，因為這遠遠超出了李清照為其詞所規(guī)定的題材范圍。如果細讀一下其《詞論》，就會知道，這樣人為地拔高李清照，恰恰違背了她對于詞的理論主張。

　　同時還應該看到，《詞論》對于詞在格律方面迥異于詩的獨特要求，無疑是基于時人對于詞合樂、應歌的現(xiàn)實需要；而李清照對于詞的題材內(nèi)容的界定，則無異于強化了詞的自身特色。她從兩個方面所花費的苦心，集中到一點，就是她不遺余力地為詞爭取生存權(quán)，如果沒有李清照對于詞之為詞的特質(zhì)的強化，那么在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以詩為詞"、"以文為詞"，以及對詞的格律屢屢有所突破的現(xiàn)實面前，詞不但會處在作為"詩余"的名實相當?shù)母接沟匚�，久而久之，隨著其自身特點的弱化和消失，在失去其獨立存在的必要性之時，也就是其被詩取代之日，然而詞在以后的歲月中，不管出現(xiàn)了什么樣的為李清照所始料不及的生存環(huán)境，它不僅沒有消融于詩，反而在面對著比唐詩更加紛壇勢眾的宋詩面前，出"人"頭地。宋詞的出息，固然非借助于清照一人之力，但在它爭執(zhí)牛耳的過程中，李清照以其理論和創(chuàng)作的雙重業(yè)績，立下了頭功。

　　三、《詞論》的偏頗

　　以上對《詞論》的肯定，并不意味著看不到它的偏頗和其它不足之處，又因為現(xiàn)存《詞論》非系原貌的可能性較大，所以其理論與創(chuàng)作之間的扦格不入之處、其"文本"自身不盡密合之點，以及包括現(xiàn)存"文本"的主要論點、論據(jù)在內(nèi)，均有可議之處，綜合起來，大致有以下兩方面：

　　（一）對音律的要求有細瑣過苛之嫌

　　在第二章中已論定，《詞論》系作于大觀年間（1107—1110年），當時李清照只有二十六、七歲，又身處遠離汴京的青州，其論著中對于音律的理論要求，與其作品的能否及時付諸管弦接受實踐的檢驗，當系兩回事。她在詞的音律方面提出了一些他人未曾有過的嚴格要求，不僅一般詞家難以做到，就是《漱玉詞》也只能做到講究平仄，而無法處處烙守陰陽四聲，甚至有的詞協(xié)韻頗寬，以至采取通葉。如她的《瑞鷓鴣》詞，上片三韻"都"、"奴"、"枯"屬虞部；下片二韻"真"、"新"屬真部，被認為與詞體不合。還有她說晏、歐、蘇的"小歌詞""皆句讀不茸之詩"，亦與現(xiàn)存事實不符，比如《東坡詞》雖有"曲中縛不住者"，但那是"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至于晏殊、歐陽修的傳世之詞對于詞律則是相當考究的。因此，王國維曾特意從音樂效果方面褒美歐詞，稱其《蝶戀花》（面旋花落）為"字字沉響，殊不可及"。又如她還說："《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實際作為詞牌名的《玉樓春》是因"花間"詞人顧敻有"月照玉樓春漏促"句，因以得名。又名《惜春容》、《西湖曲》等。雙調(diào)五十六字，上下闋各四句，三仄韻。此調(diào)在五代和北宋時，未見有如《詞論》所云"押平聲韻"者。除了這類或疏或脫的問題外，《詞論》對音律的過分強調(diào)，還說明作者只看到音律在歌詞傳播中相輔相成的正面作用，而尚未認識到它對歌同的束縛，從而把蘇拭的具有革新意義的嘗試，說成是"皆句讀不茸之詩"，這不僅表現(xiàn)了在傳統(tǒng)面前的不應有的拘泥，恐怕還有意無意地助長了"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的偏重形式的傾向。在這種詞學思想指導下，清照有的詞作，如壽詞和個別詠物詞，幾近"無謂"之什。

　　（二）對詞人的批評有挑剔不實之處

　　應該說《詞論》對其所涉及的問題，所抱態(tài)度，基本正確，如對"鄭、衛(wèi)之聲"的批評、對柳永《樂章集》得失的判斷，尤其是批評黃庭堅"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可謂切中要害，極有見地。這是《詞論》的主流。但是它在非主流方面也存在著不應忽視的問題。梁啟超曾針對李清照《詞論》對王安石的批評，以其《桂枝香》（登臨送目）為例，提出了不同看法："李易安謂介甫文章似西漢，然以作歌詞，則人必絕倒。但此作（指《桂枝香》）卻頜頏清真、稼軒，未可謾詆。"李清照去世時，辛棄疾只有十四、五歲，她無緣讀到《稼軒詞》。但在她寫《詞論》時，對于王安石和周邦彥的詞作，她應該是熟知的。既然她對周邦彥的歌詞未提出異議，而批評與周作不相上下的王作，在梁啟超看來，李清照對王安石不應該如此輕慢地加以批評。應該說梁啟超對李清照持論偏頗的這一反駁是必要的。類似的問題還表現(xiàn)在《詞論》對秦觀的批評上，"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tài)。"平心而論，李清照的這段話既無分寸，也不符合事實。如果把"專"字去掉，以"主情致"評騭秦詞，就較恰切了。"情致"，本來是指風味、意趣，本身是抽象虛泛的，其規(guī)定性要通過一定的事態(tài)和景物來體現(xiàn)，比如《世說新語·文學》篇稱清風朗月。江諸估客之詠為"甚有情致"；顏之推謂："《詩》云：'蕭蕭馬鳴，悠悠篩施。'毛傳云'言不喧嘩也。，吾每嘆此解有情致"。此處所說的"有情致"，是指"清風朗月"、"悠悠篩旌"之景和詠詩、馬鳴之聲交會產(chǎn)生的靜謐、肅穆的意趣。但細審《詞論》的上述語意，它所指的"情致"當與"風情"相近，即指男女相愛的情懷，也就是說李清照認為秦觀專寫愛情詞。實際上，《淮海詞》中約有半數(shù)以上的篇目其旨趣不在異性之戀。所以《詞論》在此下一"專"字，是失據(jù)和武斷的，秦觀詞的"情致"是由其摹寫的景象派生的，是情景交融，"意境兩渾"者。秦觀是注重形象的，他善于"以實為虛，化景物為情思。"即以其"戀情"詞中所寫的與"玉樓"女和"東鄰"的關系，也大都是比擬性的，秦觀并不是真有那么多兒女情長，說他"專主情致"是不應該的。

　　再說，"少故實"未必不好。在詞中"祭魚"或弄成掉書袋并不可取。粗服亂頭而下掩國色的貧家美女，未必不及珠翠滿頭的富家千金。問題還在于秦觀詞也并非不用故實，且不說他的一些登臨懷古詞所用"故實"，幾乎多到"無一字無來歷"的程度，就是在其它一些"主情致"的詞中也不乏"故實"。比如在《淮海詞》中有這樣一首《如夢令》："樓外殘陽紅滿，春人柳條將半。桃李不禁風，回首落英無限。腸斷，腸斷，人共楚天俱遠。"乍一看這是一首常見的春景詞，包括李清照在內(nèi)的以往的《淮海詞》的論注者，均未發(fā)現(xiàn)此詞中的深長寓意，其中的"桃李"既是春日即景，又借喻門生。秦觀是蘇軾薦拔的"四學士"、"六君子"之一，自稱"桃李"非常貼切；用在這里又極為自然，以致使人不易發(fā)現(xiàn)是在使用"故實"。秦觀寫此詞時，蘇拭的"門墻桃李"大都因被誣為元枯黨人，或被貶滴，或歸鄉(xiāng)隱居，先后離開朝廷，飄零云散。秦句之"不禁風"和"回首落英無限"，不正是政治風云變幻和人物不幸命運之象征嗎？秦觀不僅常常使用"故實"，還能加以改造使其更契合于自己的身世，其用事用典的功力，可謂達到了"用一事如軍中之令，置一字如關門之鍵"的地步�？傊�，《詞論》以"少故實"云云詬病秦觀，并不符合事實。

　　四、為《詞論》一辯

　　《詞論》是一篇首次系統(tǒng)論述詞體特點的很有鋒芒的好文章，又是出自一位年輕女性之手，本來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它卻"生"不逢時，長期淪為"棄兒"，無人問津。后來遇到了胡仔，它的幸運和不幸，都得從這位"苕溪漁隱"者談起。

　　（一）胡仔及其與《詞論》有關的功過

　　胡仔，字元任，大約比清照晚生十一、二年，比她后卒十四、五年，二人基本同代，所以胡仔有關清照的記載是值得重視的。他是徽州績溪（今屬安徽）人。其父舜陟，字汝明，號三山老人，官至徽猷閣待制、廣西經(jīng)略。《苕溪漁隱叢話》中所載《三山老人語錄》，即述其父語。胡仔少時以父蔭授迪功郎。紹興六年（1136年）侍父赴廣西七年。父母喪后，曾賦閑20年。休官后退居吳興苕溪，自號"苕溪漁隱"，并以此作為其論著的名稱。

　　《苕溪漁隱叢話》是繼阮閱《詩話總龜》而纂輯的前、后兩集詩話選本。前集成于南宋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年），后集成于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中間相隔整整20年�！端膸烊珪�總目提要》評胡仔此著云：其書繼阮閱《詩話總龜》而作，前有自序，稱閱所載者皆不錄。二書相輔而行，北宋以前之詩話，大抵略備矣。然閱書多錄雜事，頗近小說，此則論文考義者居多，去取較為謹嚴；閱書分類編輯，多立門目，此則惟以作者時代為先后，能成家者列其名，瑣聞軼句則或附錄之，或類聚之，體例亦較為明晰；閱書惟采摭舊文，無所考證，此則多附辯證之語，尤足以資參訂。故閱書不甚見重于世，而此書則諸家援據(jù)，多所取資焉。

　　今天看來，胡著不僅以其擇取謹嚴、條理明晰、載有撰者評語等方面優(yōu)于阮書，前者的更為可貴之處是它補輯了元祐黨人的有關資料。《詩話總龜》成書于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是時元枯雖已多次下詔解除，但在此書纂輯過程中，作為北宋文壇盟主的元祐黨人的一切著作均不得收錄，已收錄的也要遵詔刪除或焚毀。而胡仔則"遂取元祐以來諸公詩話，及史傳小說所載事實，可以發(fā)明詩句，及增益見聞者，纂為一集。凡《詩總》所有，此不纂集，庶免重復"�！对~論》就是在胡仔的這種纂集原則下，幸蒙收錄，從而得見天日的。但《詞論》和它的作者又是不幸的，竟然遇上了胡仔這么一位重男輕女，處處維護舊禮教的迂腐者。在他的這本著作中，凡女子都被列入《麗人雜記》的"另冊"。李清照的《詞論》之所以得入"正冊"，完全是沾了晁補之的光，胡仔對她則是極盡譏諷之能事的。所以說他既是率先收錄《詞論》的功臣，也是低毀《詞論》的始作俑者。到了清代，裴暢云："易安自恃其才，藐視一切，語本不足存，第以一婦人能開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則是拾人牙慧而已，不值一駁。至于當代人對《詞論》的看法，雖未曾見到比裴暢更加過激的言辭，但也曾有相當一部分論者一度對其采取了否定或基本否定的態(tài)度，究其原因大多與維護蘇軾的革新詞風有關。所以弄清《詞論》對蘇軾的態(tài)度，是對它作出正確評價的頗為重要的一環(huán)。

　　（二）《詞論》不滿蘇詞的背后

　　當代的《詞論》否定者，如果是基于對蘇軾改革詞風的擁護，那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有相當一部分論者只看到了清照對蘇軾的不滿，沒有看到她對蘇拭的服膺，更不理解她那顆義無返顧地維護詞的純潔性的赤誠之心。誠然，從表面上看，《詞論》是與蘇拭唱反調(diào)的，甚至在言辭上對于長輩還有些冒犯。但如果把眼光放到當時的政治背景和詞壇現(xiàn)狀之中，恐不難發(fā)現(xiàn)清照對蘇拭所采取的是明貶暗褒的障眼法，運用障眼法，對于別個年輕女性來說，可能求之過深，但對于年紀輕輕就深受黨爭株連之苦的清照來說，不失為一種可取的自衛(wèi)之道。寫《詞論》時的李清照，不僅其自身仍未完全擺脫黨爭株連的羅網(wǎng)，其時她的丈夫趙明誠也因受到庭爭株連被迫回鄉(xiāng)。正在偕丈夫屏居鄉(xiāng)里的李清照無疑必須在一些較為敏感的人事問題上或謹言慎行，或避人耳目，而涉及到蘇軾，李清照的心境當更加復雜和微妙。對她的父親李格非來說，蘇軾是一位值得感戴的知遇者，對其翁舅趙挺之來說，蘇軾又是一位政敵和死對頭。不管趙家三兄弟是否要求李清照在對待蘇軾時必須與趙家保持一致，李清照也不能不有所避忌。因為在當時即使在一些不相干的問題上，說一點被追究的元祐黨人的好話，都是違背朝廷的旨意，在風聲緊的時候，十有八九會招致麻煩甚至是禍患。作為早已成了廷爭的驚弓之鳥和無辜犧牲者的李清照，她又何苦來呢？再者，本來就把詞的音律放在首位的李清照，看到蘇軾對于音律的要求不象她那么嚴格，遂致不滿，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此說來，李、蘇的分歧僅在于是把音律放在第一位，還是把內(nèi)容放在第一位的問題上�；卮疬@個問題時，今天的論者如果不考慮詞的衍變史，就會簡單化地把內(nèi)容說成是第一位的，而把詞律說成是束縛思想內(nèi)容的枷鎖，從而對《詞論》采取否定態(tài)度。實際上在當時恰恰相反，在多數(shù)人的心目中是把音律放在第一位的�！对~論》的偏頗僅在于它把詞的傳統(tǒng)因素看得過于重要，在音律問題上不準"革命"、不準越雷池一步。從這個意義上批評李清照的詞學思想有保守、落后的一面是合乎實際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即在推尊詞體的問題上，李、蘇又有著驚人的共識，或者說在這個問題上，李清照是打心眼兒里佩服蘇軾的�！对~論》里對柳永和秦觀的批評，她所接的基本上是蘇軾的話茬兒。詞話中有這樣兩件趣事常被提及：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shù)日前，獵于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jié)，頗壯觀也。

　　——蘇軾《與鮮于子駿書》秦少游自會稽入京，見東坡。坡曰："久別當作文甚勝，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詞。"秦遜謝。坡遽云："不意別后，公卻學柳七作詞。"秦答曰："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坡云："'銷魂當此際，，非柳詞句法乎？"秦慚服。然已流傳，不復可改矣�！�—黃升《花庵詞選》卷二蘇軾不僅自己與繼承"花間"詞風的柳水分道揚鑣，也不贊成他的門人秦觀沾染"柳詞句法"，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清照《詞論》也批評的柳詞內(nèi)容有猥褻低俗之處。由此可見，從內(nèi)容上維護詞的純潔和尊嚴，李、蘇間不但無枘鑿之乖，還頗有點蘇唱李隨的味道，但這種隨從絕不是指蘇軾的"自是一家"與李清照的"別是一家"說之間有什么共同之處。相反，它們雖只差之一字，卻異之千里。蘇說是指自己與柳永的詞風不同，而能自成家數(shù)。李清照是說詩、詞間應有嚴格的區(qū)別。不難看出，蘇拭是針對柳永的，言外之意，有與柳詞比個高低而又堅信其詞遠勝柳永之意。上引胡仔譏諷李清照"自謂能擅其長，以樂府名家者"，退一步說清照是這樣，那么蘇軾不是這樣嗎？他不僅是這樣，他還只著眼于爭"我"蘇軾一家之長，而李清照是為詞這種文體爭取地盤和生存權(quán)，以求其不被詩所同化和吃掉。如果上引裴暢批評清照"其妄"、"其狂"成立的話，那么她也只是說自己在對詞不同于詩的特點的"知之"上，高出晏、歐、蘇等人一籌，而她對知道詞"別是一家"的晏幾道、賀鑄、秦觀、黃庭堅，則只是在"鋪敘"、"典重"、"故實"等方面，指出他們各自的不足，其間除了對秦觀的批評與事實不夠相符外，對其他人可以說是切中其弊的，絕不是如裴暢所譏諷的妄"開此大口"。遺憾的是有論者很不理解清照的這番苦心，他們甚至是出于意氣用事，對清照其人其詞作出了極不公允的評價。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與清照大致同時的王的。說他意氣用事是基于這樣的事實，即王的很服膺蘇拭，他對《東坡詞》評價極高，同時也就不滿于清照《詞論》對蘇詞的非議，從而說了這樣一番倚輕倚重的后："東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雖可笑，亦毋用笑也。"其中"今少年妄謂"云云，顯然是沖著李清照《詞論》來的，又顯然是只看到了《詞論》拘于傳統(tǒng)的不足的一面，而沒能看到其作者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更有不怕得罪名公大臣、舍己為"詞"的，一面。在這一點上，李清照以其"壓倒須眉"的《漱玉詞，的創(chuàng)作實績，作了最好的回答。

　　（三）《詞論》對歐詞的不滿和清照對歐句的酷愛

　　這里所謂歐詞是指歐陽修詞作的總體；"歐句"是指歐陽修《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詞中的首句。對于前者，李清照在《詞論》中曾表示不滿，而對于后者，她又說"予酷愛之"。對這種矛盾現(xiàn)象如何解釋？是不是清照言行不一，或出爾反爾？自然不是。

　　《詞論》涉及到歐詞時，是這樣說的："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xié)音律者。"應該說這段話是有問題的，而問題主要不是在觀點和事實本身，主要是話說得過于籠統(tǒng)、表述不夠圓滿。因為在晏、歐、蘇三者很不一樣的情況下，把他們放在一起統(tǒng)而言之，難免顧此失彼。蘇軾的情況已見于上文，而時人對于晏殊的看法，主要當不是他的詞寫得怎么樣的問題，有一王灼《碧雞漫志》卷二，知不足齋叢書。

　　則記載說明晏殊認為自己的詞，與柳永的淫冶之曲不能同日而語：柳三變既以詞件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么？"三變曰："只如相公亦作曲于。"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彩線慵拈伴伊坐，。"柳遂退。柳永因為其《鶴沖天》詞中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之句，犯了上顏，吏部不予提升，柳永就到政府去找宰相（相公）晏殊，而晏相公同樣認為柳永是那種整日價泡在娼館酒樓間、無復檢約的浪子，認為他得不到晉升是活該。這與李清照對柳詞的看法基本一致，所以她對晏詞的不滿，當主要不在其內(nèi)容本身，而很可能象王安石那樣認為作小詞與其宰相身分不符："王荊公初為參知政事，閑日因閱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曰：'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這一觀點就是在今天，從一定意義上看也不無道理，在當時恐怕是被當作至理名言的。名公大臣即使為了自娛偶作小詞，也往往被看成是一種不光彩的事。歐陽修除了與晏殊一樣，身為名公大臣因作小詞而受到非議外，其《醉翁琴趣外編》還被認為"鄙褻之語，往往而是，不止一二也"。這種尖銳的批評，雖出自李清照不可能得知的后人之口，但歐詞本身的這類問題卻是早已存在了的。對于致力于詞的純潔和尊嚴的清照來說，針對這方面的問題對歐詞表示不滿，說明她是抓住了問題的癥結(jié)，比在晏、歐詞的音律問題上尋找微瑕，更為合理而有意義。

　　關于李清照為什么從不滿歐詞到"酷愛"歐句的問題，一言以蔽之，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完全是借"醉翁"的酒杯澆她自己的塊壘，即以歐詞中所寫的"章臺""游冶"者，來影射和規(guī)勸其丈夫趙明誠。這方面的來龍去脈，已在本書第二章的"趙明誠縋城宵遁被罷官"一節(jié)中，作了交代。

　　五、《詞論》中捉摸不到的"易安體"

　　近十多年來，"易安體"仿佛成了李清照研究的熱門話題，但它仍然是一個任憑誰也做不出標準答案的難度很大的問題。既然在李清照唯一的理論文章《詞論》中，捉摸不出一個完整"易安體"，看來只能從與其有直接、間接關系的問題中加以追尋。

　　（一）"易安體"的來歷及其主要特色

　　與李清照同時而稍晚的諸城籍詞人侯寘，他所寫的《眼兒媚》題作《效易安體》，這便是"易安體"的首次亮相。它的再次亮相是在同是濟南府人士的辛棄疾的筆下，辛棄疾被貶閑居江西上饒帶湖期間，經(jīng)常到附近的風景區(qū)博山游覽，并寫了好幾首記游詞，其中的《丑奴兒近》題作《博山道中效李易安體》。為便于對"易安體"的玩味，茲將侯真和辛棄疾的兩首效仿"易安體"的詞作，依次引錄如下：花信風高雨又收，風雨互遲留。無端燕子，怯寒歸晚，閑損簾鉤。彈棋打馬心都懶，攛掇上春愁。推書就枕，鳧煙淡淡，蝶夢悠悠。

　　——侯寘《眼兒媚·效易安體）千峰云起，驟雨一霎兒價。更遠樹斜陽風景，怎生圖畫。青旗賣酒，山那畔別有人家。只消山水光中，無事過這一夏。午醉醒時，松窗竹戶，萬千瀟灑，野鳥飛來，又是一般閑暇。卻怪白鷗，覷著人欲下未下。舊盟都在，新來莫是，別有說話？

　　——辛棄疾《丑奴兒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體》可以說這兩首詞所體現(xiàn)的思想藝術特色，就是侯、辛心目中的"易安體"。具體說來，借翎毛花卉隱括身世、傾吐心事，是"易安體"的特點之一。李清照早期所寫的風景和詠物詞，則是侯、辛"易安體"的主要效仿對象。

　　在上引辛詞中，有許多語句是出自《漱玉詞》，如"驟雨"見于李詞《轉(zhuǎn)調(diào)滿庭芳》；"霎兒"見于李詞《行香子》；"怎生"見干李詞《聲聲慢》。"只消山水光中"以下諸句，不僅與含有"水光山色與人親"字句的李詞《怨（憶）王孫》用語相近，意境亦多有牽合。即使在辛棄疾沒有標出效李易安體的《水調(diào)歌頭》的"有時三盞兩盞淡酒醉蒙鴻"，則更進一步以李同《聲聲慢》的"三杯兩盞淡酒"為典。還有辛詞《西江月》的"一川落日熔金"，用的是李詞《永遇樂》的成句，而辛詞《行香子·三山作》結(jié)拍的"放霎時陰，霎時雨，霎時晴"，又用了清照同調(diào)詞中的類似語句。通過以上的探究可以看出，辛棄疾"效李易安體"的《丑奴兒近》，雖然不失其風趣幽默、高遠沖淡的《稼軒詞》的自身風貌，但它又與作為獺祭魚和掉書袋的稼軒詞很不一樣。此詞對于白描和口語的運用，儼然是《漱玉詞》的模樣。對"易安體"的這一特色古人已作了精辟的概括："用淺俗之語，發(fā)清新之思。

　　當然侯、辛的以上兩首詞不可能反映出"易安體"的全部內(nèi)涵，但卻體現(xiàn)了它的基本特點。

　　（二）研究"易安體"的價值所在

　　"易安體"的價值是由它的特點決定的。它的特點除了上文已提到的兩點外，張端義《貴耳集》卷上謂李清照"皆以尋常語度入音律。煉句精巧則易，平淡人調(diào)音難。"在《漱玉詞》中，這兩方面的實例都不難找到："綠肥紅瘦"（《如夢令》）、"寵柳嬌花"（《念奴嬌》）等堪稱"煉句精巧"；而《念奴嬌》的"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聲聲慢》的"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永遇樂》的"如今惟淬，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等等，既是"尋常語"，又極富表現(xiàn)力，它們淋漓盡致地揭示了詞人的心靈重負，創(chuàng)造了既是"鋪敘"的，又是"典重"的"別是一家"的詞境。這既體現(xiàn)了"易安體"的最主要的特色，也是《漱玉詞》的魅力所在。以上提到的"易安體"三方面的基本特點，遠非標準答案。因為"易安體"所體現(xiàn)的當是《漱玉詞》的總體特點，它既應有婉約的一面，也應有豪放的一面。鑒于今天已無法窺見《漱玉詞》之全貌，所以對"易安體"的特點的探討，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約年長李清照三、四歲的朱敦儒，在他的詞集《樵歌》里，有一首《鵲橋仙》題作《和李易安金魚池蓮》，由于李詞已快，便無法得知其特點，我們只能由此推想李清照的作品在當代和稍后就曾受到人們的重視，否則誰會與她唱和，至于其被尊為"易安體"，固然可說明她在詞壇上的重要地位，但更主要的是說明她的詞極有個性、自成一體、獨立名家。這是創(chuàng)作中最可取的一點，也是研究"易安體"的出發(fā)點和歸宿之所在。

　　至于除上述"借翎毛花卉隱括身世、傾吐心事"；"用淺俗之語，發(fā)清新之思"；"以尋常語度入音律"三個基本特點外，關于"易安體"的第四個特點，筆者擬定其為"表層從容柔曼，內(nèi)里筋骨崢嶸"，這將在第四章第三節(jié)"傳寫心曲的身世詞"的有關段落加以論述。

　　（三）"易安體"的最初標本

　　在孔凡禮所輯的《全宋詞補輯》的第26頁上，有一首新發(fā)現(xiàn)的調(diào)名為《新荷葉》的"宋李易安詞"，詞云：薄露初零，長宵共、永晝分停。繞水樓臺，高聳萬丈蓬瀛。芝蘭為壽，相輝映、簪笏盈庭。花柔玉凈，捧觴別有娉婷。鶴瘦松青，精神與、秋月爭明。德行文章，素馳日下聲名。東山高蹈，雖卿相、不足為榮。安石須起，要蘇天下蒼生。

　　——《詩淵》第25冊從李清照的行實推斷，在她偕趙明誠"屏居鄉(xiāng)里"的第二年，也就是大觀二年（1108年），恰好是晁補之閑居金鄉(xiāng)的第六個年頭，這一年晁氏重修了他在金鄉(xiāng)隱居的松菊堂。可能就在這一年，或是下一年晁補之五十六歲生日時，清照偕明誠親往金鄉(xiāng)向晁氏祝賀，從而寫了這首從內(nèi)容到形式都能體現(xiàn)"別是一家"的壽詞，并很可能是她在《詞論》中提出詞學主張后的第一次創(chuàng)作實踐，但在《漱玉詞》中，這類作品不多，加之沒過幾年，她便親自嘗到了"長門陳"和"臨邛卓"所吃的苦頭。將這種苦衷隱括入詞，就無法完全遵循她原來對詞的"別是一家"的規(guī)定，從而產(chǎn)生了其思想性和藝術性均可"壓倒須眉"的、風格獨特含義接近于蘇軾的"自是一家"的、以《聲聲慢》為代表的、具有鮮明個性的詞中別調(diào)。再以后，當她將家國之思攝之人詞時，其《漁家做》（天接云濤）和《永遇樂》再也沒有作繭自縛的痕跡了，并以其題材內(nèi)容和語言風格的獨特性，遂使《漱玉詞》成了獨樹一幟的"別是一家"之作，但這個"別是一家"的含義已有所變化。

　　（四）詩中有無"易安體"

　　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只是詩中的"易安體"不曾為他人所標榜和摹擬，代表性篇目也較少罷了。本章第二節(jié)所舉清照《春殘》詩，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這首詩很象秦觀筆下的被稱為"詩似小詞"的"女郎詩"，由此可以看出，將具有家國之思的詩材加以軟化，便可成為詩中的"易安體"。

　　詩中"易安體"的另一種類型，可以傳主乍到萊州所作《感懷》詩為代表。此系"緣事而發(fā)"之作，所緣之事是丈失對妻子的冷遇，按清照的詞學觀點，這當被視為詞材。要把它寫成詩必須經(jīng)過一番硬化處理，即把本來是兒女私情，以與袁術和蘇拭等人有關的掌故出之，既抒發(fā)了其與袁術有某種共同點的悲苦之遇，又能象蘇軾那樣以達觀幽默的態(tài)度處之。這比求人寫《長門賦》的用心更加良苦百倍千倍。所以心猿意馬的"武陵人"趙明誠，當曾為清照此舉所感動，他在萊州一度不再過那種尋花問柳般的夜生活。白天勤于政事，晚上在靜治堂，專心致志地進行《金石錄》的編撰。此事給李清照留下了極為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以致趙明誠逝世五、六年后，在她所寫的《后序》中，還充滿感情地敘及此事。在其悼亡詞《南歌子》中，也仿佛暗含著此類難以忘懷的事情。

　　以往人們對清照這首《感懷》詩的解讀，即使知道其中的某些故實，也未曾深究詩人為什么要使用這類故實，對其中含有關于蘇拭的掌故從無人發(fā)現(xiàn)不說，有的竟說此詩表達了李清照對官場和金錢的厭煩云云。這種捕風捉影般的拔高，一則可能因為對李清照的身世一知半解，二則當是因為不了解李清照的文學思想和她對于詩、詞界限的劃分有關。這里之所以為李清照的《詞論》和被后入效仿的"易安體"之間，"明修棧道"，指出它們的聯(lián)系、溝通之點，主要是為了對李清照的文學思想有個系統(tǒng)了解，以對其作品的內(nèi)容和風格有個總體和實質(zhì)性的把握。因為"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xiàn)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zhì)問題。"這也應該成為李清照研究中的一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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