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生平簡介

　　李商隱(約812年或813年—約858年)，字義山，號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詩人。原籍懷州河內(nèi)(今河南沁陽)，祖輩遷滎陽(今屬河南)。詩作文學價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稱“小李杜”，與溫庭筠合稱為“溫李”，與同時期的段成式、溫庭筠風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16，故并稱為三十六體。在《唐詩三百首》中，李商隱的詩作有22首被收錄，位列第4。

　　生平

　　李商隱唐文宗開成二年(公元847年)進士及第。曾任弘農(nóng)尉、佐幕府、東川節(jié)度使判官等職。早期，李商隱因文才而深得牛黨要員令狐楚的賞識，后李黨的王夢元愛其才將女兒嫁給他，他因此而遭到牛黨的排斥。從此，李商隱便在牛李黨爭的夾縫中求生存，輾轉(zhuǎn)于各藩鎮(zhèn)幕僚當幕僚，郁郁不得志，潦倒終身。晚唐唐詩在前輩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山窮水盡的下滑趨勢，而李商隱又將唐詩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詩人，杜牧與他齊名。

　　家世

　　李商隱曾自稱與唐朝的皇族同宗。經(jīng)張采田考證，確認他是唐代皇族的遠房宗室。但是沒有官方的屬籍文件證明此事，因而可以認為李商隱和唐朝皇室的這種血緣關(guān)系已經(jīng)相當遙遠了。李商隱數(shù)次在詩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不過，這并沒有給他帶來任何的現(xiàn)實的利益。

　　李商隱的家世，有記載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擔任過最高級的行政職位是美原縣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陽縣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錄事參軍;父親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隱出生的時候，李嗣任獲嘉縣(今河南獲嘉縣)令。

　　早年

　　在李商隱10歲前后，他的父親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親、弟妹們回到了河南故鄉(xiāng)，生活貧困，要靠親戚接濟。在家中李商隱是長子，因此也就同時背負上了撐持門戶的責任。后來，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時期曾“傭書販舂”，即為別人抄書掙錢，貼補家用。

　　李商隱早年的貧苦生活對他性格和觀念的形成影響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實上，他也確實努力承擔起家族的責任。成年后，李商隱曾利用為母親守孝的時間，將寄葬在各地的親屬靈柩遷葬到滎陽。陳貽焮認為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還由于從小孤貧，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經(jīng)歷使他養(yǎng)成猶豫、敏感、清高的性格，這些特征既大量地從他的詩文中流露出來，也表現(xiàn)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隱的啟蒙教育可能來自他的父親，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則是他回到故鄉(xiāng)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這位堂叔父曾上過太學，但沒有做過官，終身隱居。據(jù)李商隱回憶，這位叔父在經(jīng)學、小學、古文、書法方面均有造詣，而且對李商隱非常器重。受他的影響，李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大約在他16歲時，寫出了兩篇優(yōu)秀的文章(《才論》、《圣論》，今不存)，獲得一些士大夫的贊賞。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時任天平軍節(jié)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隱求學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駢體文的專家，對李商隱的才華非常欣賞，不僅教授他駢體文的寫作技巧，而且還資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勵他與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幫助下，李商隱的駢體文寫作進步非常迅速，由此他獲得極大的信心，希望可以憑借這種能力展開他的仕途。在這一時期(太和四年，830)的《謝書》中，李商隱表達了對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躊躇滿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攜筆硯奉龍韜。自蒙夜半傳書后，不羨王祥有佩刀。”

　　仕途

　　在唐代，缺乏門第背景的知識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發(fā)展，主要的入口有兩個：科舉和幕府。前者被認為是進入官場的資格，是官方對其行政能力的認可;后者是一些有勢力的官僚自己培養(yǎng)的政治團隊，如果表現(xiàn)出色，也往往可以通過這些官僚的舉薦成為朝廷正式的官員。中晚唐時期，很多官員都既考取科舉的資格，也有作為幕僚的經(jīng)歷。

　　李商隱青年時期得到令狐楚的賞識，并有機會跟隨他學習“四六文”(駢體文)，從而自然而然地成為令狐楚的幕僚。但也正是由于這一段經(jīng)歷，使得他一生都被牽累在牛李黨爭的政治漩渦中。

　　牛李黨爭源于唐憲宗元和三年(808)一次科舉考試。時任宰相的李吉甫對應(yīng)試舉子牛僧孺、李宗閔進行打擊，因為他們在試卷中嚴厲地批評了他。由此，李吉甫與牛僧孺、李宗閔等人結(jié)怨，這筆恩怨后來被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繼承了下來。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領(lǐng)袖的“牛黨”和以李德裕為領(lǐng)袖的“李黨”在數(shù)十年中互相攻訐，爭斗不休，成為晚唐政治的一大矛盾。

　　李商隱最初的府主令狐楚屬于“牛黨”，在他的幫助下，李商隱步入政壇。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年)，令狐楚之子令狐绹協(xié)助李商隱中了進士。在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隱成為涇原節(jié)度使王茂元的幕僚并受到其賞識，娶了他的女兒為妻。王茂元與李德裕交好，被視為“李黨”成員。這樁婚姻使他被牛黨視為李黨中人。但李商隱本人可能原想置身于牛李黨爭之外，他的交往有牛有李，詩文中對兩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評。然而，在政治斗爭中想要保持中立，顯然只能是一廂情愿。結(jié)果是李商隱兩邊不討好，令狐绹尤其厭惡他，認為他忘恩負義。在令狐绹官居高位后，李商隱曾多次嘗試補救，包括寫了一些詩給令狐绹(如《寄令狐郎中》)，希望他顧念舊情，但令狐绹始終不理睬他。

　　在這種情況下，李商隱的仕途顯然無法順利，他曾于唐文宗開成四年(839)、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兩入秘書省，但只是短期地擔任過低級官職。李商隱也在基層政府做過小官(開成四年-五年：弘農(nóng)縣尉;大中二年-三年：盩厔尉)，同樣短暫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一些外派官員的幕下供職。事實上，無論是“牛黨”還是“李黨”得勢，李商隱從來沒有機會晉升。他的政治生涯結(jié)束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6)，其時他追隨鹽鐵轉(zhuǎn)運使柳仲郢，擔任鹽鐵推官，當柳被調(diào)任兵部尚書時，他也隨即失去工作。在回到家鄉(xiāng)后不久即病故。

　　其晚年的喪偶和官場失意時他篤信起佛教。

　　社交

　　有人根據(jù)李商隱部分詩作的風格，推想他性格內(nèi)向(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編·第十一章)。這種猜測多少有些武斷。如果從李商隱的另外一些活潑幽默的作品來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結(jié)論。現(xiàn)存的資料(主要是他本人的詩歌和文章)表明李商隱的社交范圍廣泛，他是一個樂于交往而且頗受歡迎的人。

　　李商隱交往圈里的人物分為四類：

　　與仕途生計有關(guān)的人物。包括令狐楚、令狐绹、崔戎、王茂元、李執(zhí)方、盧弘止、鄭亞、柳仲郢、李回、杜悰、蕭浣、楊虞卿、楊嗣復(fù)、周墀、姚合、孫簡等人。 互相酬和詩友。包括杜牧、溫庭筠、白居易等人。

　　政見或信仰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劉蕡、永道士、崔玨、李郢等人。

　　禮節(jié)性的交游或親戚之間的來往。包括令狐緒、韓瞻以及他在各個階段的同事。

　　與令狐楚的交往

　　在父親去世后，幼年的李商隱陪同母親回到河南故鄉(xiāng)，這里對于他來說是一個完全陌生而且相當艱苦的環(huán)境，沒有家庭或家族的影響力幫助他在成長過程中自然進入一個社交圈。李商隱憑借才華、人品和性格建立起了自己的社會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早在十六歲，他就開始與當?shù)氐囊恍┲�識分子交往，將自己的作品散發(fā)給他們閱讀，獲得了一定的名氣——也許就是因此引起了令狐楚的注意。

　　認識令狐楚是李商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后來的生活狀態(tài)在很大程度上與此有關(guān)。令狐楚幫助李商隱進入士大夫的社會階層，同時也使他卷入了黨爭的旋渦。從829年(文宗太和三年)令狐楚聘用他作幕僚，到837(文宗開成二年)令狐楚去世，他們一直保持著非常親密的關(guān)系。李商隱以謙卑誠懇的態(tài)度贏得了令狐楚的信任，有一件事可以表現(xiàn)這種信任的程度：令狐楚在病危之際召喚李商隱來到身邊，要求他代為撰寫遺表——這并非普通的遺書，而是要上呈給皇帝的政治遺言。令狐楚本人就是這種文體的高手，而他寧愿讓李商隱幫助完成自己一生的總結(jié)。另一方面，他們兩人之間又有非常微妙的距離感。李商隱在一些場合稱呼令狐楚為“四丈”，顯得相當親近，但他從不會放松到忘記時時表達感激之情的地步。當然，與其說李商隱謹小慎微地保持了距離，倒不如說令狐楚的態(tài)度給定了雙方交往的界限。

　　在與令狐楚交往的過程中，李商隱學會了如何與既有身份又欣賞自己才華的人融洽相處。這樣的人對他而言具有多重身份：伯樂、老師、長輩、上司、贊助者……簡言之，他們會對其個人仕途和生活產(chǎn)生很大的影響力。

　　愛情

　　李商隱畫像李商隱的愛情生活，被許多研究者關(guān)注，部分原因在于李商隱以《無題》為代表的詩歌中，表現(xiàn)出一種撲朔迷離而又精致婉轉(zhuǎn)的感情，容易被人視為豐富的愛情體驗的表達。

　　關(guān)于李商隱的愛情，猜測的部分遠遠多于有實際證據(jù)的，但這并不妨礙人們對此津津樂道，甚至象閱讀偵探小說一樣揣摩分析他的詩文，希冀發(fā)現(xiàn)切實的憑據(jù)。下面這些女子被認為是與李商隱有過感情糾葛的：

　　柳枝。柳枝的名字出現(xiàn)在李商隱寫于開成元年(836)年的一組詩(《柳枝五首》)中。他還為在這組詩寫了一個長長的序言，講述了柳枝的故事：她是一個洛陽富商的女兒，活潑可愛，開朗大方，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聽到李商隱的詩(《燕臺詩》)，心生愛慕，于是主動與他約會。但李商隱失約了。他后來得知，柳枝被一個有權(quán)勢的人收為妾。兩人再也沒有見過面。如果不是李商隱杜撰，這一段沒有結(jié)果的感情很可能就是他的初戀。

　　宋華陽。李商隱在青年時期曾經(jīng)在玉陽山修習道術(shù)，因此有人猜想他在這期間與女道士發(fā)生過戀情。在《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等詩中，李商隱提到了“宋華陽”的名字，于是宋華陽就被認為是李商隱的戀人。還有一種夸張的說法是：李商隱曾經(jīng)和宋華陽姐妹二人同時戀愛。蘇雪林在《玉溪詩謎》中[5]對于這個故事進行了最大限度的想象發(fā)揮。

　　錦瑟。李商隱有一首著名的《錦瑟》詩，劉攽在《中山詩話》中提到，有人猜測“錦瑟”是令狐楚家的一位侍兒，李商隱在令狐家受學期間，曾與她戀愛，但終于沒有結(jié)果。

　　荷花。民間傳說他在與王氏結(jié)婚前，曾有一小名“荷花”的戀人，兩人十分恩愛。在他進京趕考前一月，荷花突然身染重病，李商隱陪伴荷花度過最后的時光。這段悲劇給他造成很大的打擊，以后的詩中他常以荷花為題也是對舊情的眷戀。

　　王氏。王氏是李商隱的妻子。但有人從李商隱《祭小侄女寄寄文》中(“況吾別娶已來，胤緒未立”)推斷王氏為李商隱再婚的妻子。如果這種看法成立，李商隱應(yīng)該還有一位初婚妻子，但關(guān)于這方面的信息幾乎空白。李商隱與王氏的感情非常好，在王氏去世后，他寫下《房中曲》等悼亡詩篇，情感真摯，語意沉痛。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離家赴蜀地宦游途中所作《悼傷后赴東蜀辟至散關(guān)遇雪》：“劍外從軍遠，無家與寄衣。散關(guān)三尺雪，回夢舊鴛機。”

　　對于李商隱愛情生活的研究，以蘇雪林的《李義山戀愛事跡考》(1927)最為著名。此書在1947年曾再版，更名為《玉溪詩謎》。蘇雪林的研究，繼承了程夢星、馮浩等人的成果，拓寬和豐富了這一領(lǐng)域的內(nèi)容。例如，通過她的考證，多數(shù)人接受了李商隱與女道士的戀愛經(jīng)歷。不過，蘇雪林的猜測和推理幾乎不加節(jié)制，從而構(gòu)畫出幾段離奇的戀情，包括他曾與宮女偷情。

　　詩歌

　　李商隱通常被視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詩人，其詩風受李賀影響頗深，在句法、章法和結(jié)構(gòu)方面則受到杜甫和韓愈的影響。[6]許多評論家認為，在唐朝的優(yōu)秀詩人中，他的重要性僅次于杜甫、李白、王維等人。就詩歌風格的獨特性而言，他與其他任何詩人相比都不遜色。贊賞李商隱詩歌和批評他的人，所針對的都是他鮮明的個人風格。后世許多詩人模仿李商隱的風格，但沒有一位被認可。

　　根據(jù)劉學鍇、余恕誠的整理研究[7]，李商隱流傳下來的詩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經(jīng)基本確定了寫作的時間，213首無法歸入具體的年份。此外，還有十來首懷疑是李商隱的詩作，不過證據(jù)欠充分。

　　從吟詠的題材來看，李商隱的詩歌主要可以分為幾類：

　　政治和詠史。作為一個關(guān)心政治的知識分子，李商隱寫了大量這方面的詩歌，留存下來的約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韓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韻》、《隨師東》、《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作品。李商隱早期的政治詩指陳時局，語氣嚴厲悲憤，又含有自我期許的意味，很能反應(yīng)他當時的心態(tài)。在關(guān)于政治和社會內(nèi)容的詩歌中，借用歷史題材反映對當代社會的意見，是李商隱此類詩歌的一個特色。《富平少侯》、《北齊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懷和詠物。李商隱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負無法得到實現(xiàn)，于是就通過詩歌來排遣心中的郁悶和不安�！栋捕ǔ菢恰贰ⅰ洞喝占膽选�、《樂游原》、《杜工部蜀中離席》是流傳得較廣的幾首。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內(nèi)容的作品中許多七言律詩被認為是杜甫詩風的重要繼承者。

　　感情詩。包括大多數(shù)無題詩在內(nèi)的吟詠內(nèi)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隱詩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獲得了后世最多的關(guān)注�！跺\瑟》、《燕臺詩》、《碧城三首》、《重過圣女祠》等，保持了與無題詩類似的風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傷后赴東蜀辟至散關(guān)遇雪》等，則反映出李商隱感情詩另一種風格的意境。

　　應(yīng)酬和交際。在李商隱用于交際的詩作中，寫給令狐绹的幾首(《酬別令狐補闕》、《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見寄》、《寄令狐學士》、《夢令狐學士》、《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玩月因戲贈》)特別引人注意，為解釋他與令狐绹的關(guān)系提供了直接的證據(jù)。

　　詩風

　　李商隱的詩具有鮮明而獨特的藝術(shù)風格，文辭清麗、意韻深微，有些詩可作多種解釋，好用典，有些詩較晦澀。現(xiàn)存約600首，特別是其中的無題詩堪稱一絕。李商隱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絕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詩人葉燮在《原詩》中評李商隱的七絕“寄托深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

　　他的格律詩繼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傳統(tǒng)，也有部分作品風格與杜甫相似。與杜甫相似，李商隱的詩經(jīng)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難懂，而且常常每句讀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獨創(chuàng)，喜用各種象征、比興手法，有時讀了整首詩也不清楚目的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義，常常不是李商隱在詩中所要表達的意義。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觀認為是詠嫦娥之作，紀昀認為是悼亡之作，有人認為是描寫女道士，甚至認為是詩人自述，眾說紛紜。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風格，形成了他作詩的獨特風格。據(jù)宋代黃鑒的筆記《楊文公談苑》記載，李商隱每作詩，一定要查閱很多書籍，屋子里到處亂攤，被人比作“獺祭魚”。明王士楨也以玩笑的口吻說：“獺祭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人難。”(《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批評意見[8]認為他有時用典太過，犯了晦澀的毛病，使人無法了解他的詩意。魯迅曾說：“玉溪生清詞麗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則為我所不滿。”(1934年12月致楊霽云的信)

　　此外，李商隱的詩詞藻華麗，并且善于描寫和表現(xiàn)細微的感情。

　　無題詩

　　李商隱以無題詩著名。根據(jù)《李商隱詩歌集解》[7]里所收詩歌的統(tǒng)計，基本可以確認詩人寫作時即以《無題》命名的共有15首：

　　《無題》(八歲初照鏡)

　　《無題》(照梁初有情)

　　《無題二首》(昨夜星辰;聞道閶門)

　　《無題四首》(來是空言;颯颯東南;含情春畹晚;何處哀箏)

　　《無題》(相見時難)

　　《無題》(紫府仙人)

　　《無題二首》(鳳尾香羅;重帷深下)

　　《無題》(近知名阿侯)

　　《無題》(白道縈回)

　　《無題》(萬里風波)

　　另有5首在目前通行的詩集中經(jīng)常被標為“無題”的(五律“幽人不倦賞”、七絕“長眉畫了”、“壽陽公主”、“待得郎來”、“戶外重陰”)，經(jīng)馮浩、紀昀等人考訂，認為多半是由于版本問題而產(chǎn)生的原題丟失情況，并非真正的無題詩。

　　有些研究者(如楊柳[9])認為李商隱詩集中部分有題目的詩也應(yīng)該屬于無題詩一類，理由是這些詩的題目往往是從詩的首句中取前幾字為題(如《昨日》、《日射》等)，或者詩題與內(nèi)容本身毫無聯(lián)系(如《為有》、《一片》等)。但如果以這樣的標準來看，李商隱詩集中可以歸入無題詩的就有近百首之多。所以此說并沒有得到多數(shù)人的支持。

　　另一方面，許多人傾向于將《錦瑟》、《碧城三首》、《玉山》等詩與無題詩相提并論，認為它們在寫法和意境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通過隱晦的筆觸表現(xiàn)一種微妙復(fù)雜的感情。事實上，正是這種一言難盡的情形，使得無題詩吸引了眾多的研究者，都試圖對這些詩的真正含義作出解釋。然而沒有一個人的注解能夠非常令人信服的闡明詩中的涵義。

　　馮浩在《玉溪生詩集箋注》總結(jié)了前人關(guān)于無題詩的箋注工作[10]，從中可以看出諸家觀點之大不同：“自來解無題諸詩者，或謂其皆屬寓言，或謂其盡賦本事。各持偏見，互持莫決。余細讀全集，乃至實有寄托者多，直做艷情者少，夾在不分，令人迷亂耳。”

　　文章

　　李商隱的寫作，除詩歌以外的成就被論及得較少。事實上，他是晚唐時期最重要駢體文作家之一。這種文體注重文辭的對偶，并使用大量典故，廣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李商隱在令狐楚的培養(yǎng)下，成了一位駢體文的專家，為許多官員代筆起草過奏折、書信等文書。《舊唐書·文苑傳》說李商隱“尤善為誄奠之辭”。由于當時章奏中使用的駢體文，要求詞藻華麗，又要表述準確，因此對于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長寫作駢體文的李商隱，養(yǎng)成了用典的習慣，因此被認為這是他的詩歌中喜歡用典的原因[3]。

　　李商隱曾將其駢體文作品編訂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根據(jù)《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的記載，李商隱的文集，除了自編兩集，還有另外一些。但前述這些文集，都沒有流傳下來。目前可以看到的李商隱的文章，是朱鶴齡、徐炯、馮浩、錢振倫、錢振常、張采田、岑仲勉、劉學鍇、余恕誠等人，先后從《全唐文》、《文苑英華》、《唐文粹》等書中搜輯、考證而得到的。最新的匯編文集《李商隱文編年校注》(劉學鍇、余恕誠，中華書局，2002)中收入了352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駢體文，也有少量被稱為“古文”的散體文。

　　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對李商隱的駢體文評價很高，認為只要《樊南文集》存留，唐代的駢體文就算全部遺失也不可惜。

　　箋注

　　由于李商隱詩意比較隱晦，因此一些李商隱詩的愛好者嘗試著為這些難懂的詩注解。宋代蔡絳《西清詩話》里提到劉克箋注李商隱詩;元代袁桷《清容居士集》里提到鄭潛庵編《李商隱詩選》;明代唐覲《延州筆記》里提到張文亮注過李商隱詩。但這些注本或選本都沒有流傳下來。事實上，在明末之前，李商隱詩的箋注并不算多。金元時期的文學家元好問曾感嘆說：“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明朝末年的道源和尚，也曾為李詩作注，清朝初年，朱鶴齡在道源注本的基礎(chǔ)上，刪去了一小部分，又增補了很多，完成《李義山詩注》三卷。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李商隱詩歌的完整注本。此后又經(jīng)過陸昆曾(《李義山詩解》)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注》)、屈復(fù)(《玉溪生詩意》)程夢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馮浩(《玉溪生詩詳注》)等多人的注解考證，已經(jīng)能夠?qū)�李商隱詩中的典故大致了解，但是對于許多詩的涵義仍然沒有定論。

　　在文章整理方面，李商隱曾自編《樊南甲集》、《樊南乙集》，今已不存。清朱鶴齡曾輯錄《文苑英華》等書，編成《李義山文集》，但有明顯的疏漏。清徐樹榖、徐炯在此基礎(chǔ)上進行了補充，兩人分擔了箋、注的工作，成書《李義山文集箋注》，是第一個比較完整的注本。之后，馮浩又對《李義山文集箋注》進行考訂改編，著《樊南文集詳注》。錢振論、錢振常兄弟從《全唐文》中找到徐注本、馮注本均未收入的佚文兩百多篇，編成《樊南文集補編》。

　　影響

　　施蟄存認為，李商隱的詩的社會意義雖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隱是對后世最有影響力的詩人，因為愛好李商隱詩的人比愛好李、杜、白詩的人更多。在清代孫洙編選的《唐詩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隱的詩作22首，數(shù)量僅次于杜甫(38首)、王維(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這個唐詩選本在中國家喻戶曉，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隱在普通民眾中的巨大影響。

　　晚唐時期，韓偓、吳融和唐彥謙已經(jīng)開始自覺學習李商隱的詩歌風格。到了宋代，學習李商隱的詩人就更多了。據(jù)葉燮說：“宋人七絕，大概學杜甫者什六七，學李商隱者什三四。”(《原詩》)北宋初期的楊億、劉筠、錢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隱，經(jīng)�；ハ喑�和，追求辭藻華美、對仗工整，并刊行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被稱為西昆體。在當時頗有影響。此外，王安石對李商隱也評價很高，認為他的一些詩作“雖老杜無以過也”(《蔡寬夫詩話》)。王安石本人的詩歌風格也明顯受到李商隱的影響。

　　明朝的詩人從前、后七子到陳子龍、錢謙益、吳偉業(yè)，都受到李商隱的影響。清朝喜歡寫艷情詩的人更是專學李商隱的無題詩，例如王彥泓的《疑云集》和《疑雨集》。民國時期鴛鴦蝴蝶派小說中的香艷詩也是受到他的影響。

　　關(guān)于李商隱對后世的影響，可以參看吳調(diào)公《李商隱對北宋詩壇的影響》、《李商隱在清代的余波綺麗》、王玉祥《李商隱對蘇曼殊詩的影響》、王兆陽《論李商隱的詩對詞的獨特風格形成的影響》、劉學鍇《李商隱詩與唐宋婉約詞》等論文。

　　傳說

　　與李商隱有關(guān)的傳說，散見于后世的史料筆記中。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中記載：在令狐楚去世后多年的某個重陽節(jié)，李商隱拜訪令狐绹，恰好令狐绹不在家。在此之前，李商隱已曾經(jīng)多次向身居高位的令狐绹陳訴舊情，希望得到提攜，都遭到對方的冷遇。感慨之余，就題了一首詩在令狐绹家的廳里：“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繞階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詠江蘺。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委婉地諷刺令狐绹忘記舊日的友情。令狐绹回來看到這首詩，既慚愧又惆悵，于是令人將這間廳鎖起來，終生不開。后來又有人說，這首詩令狐绹惱羞成怒，很想鏟除題詩的墻壁，但由于這首詩里有出現(xiàn)了他父親的名字(“楚”)，按照當時的習俗，他無法毀掉詩作，就只好鎖上門不看。也因此更加嫉恨李商隱。

　　宋姚寬《西溪叢語》中記載唐末流傳的一個故事：一群文人在洞庭湖中泛舟游玩，有人提議以木蘭為題作詩。于是眾人一邊飲酒一邊輪流賦詩。這時，突然出現(xiàn)一位貧窮的書生，口占一絕：“洞庭波冷曉侵云，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吟罷隱身而去。大家都感到驚奇，后來得知，這人就是李商隱的鬼魂。在另一個版本(宋李頎《古今詩話》)中并沒有鬼魂出現(xiàn)，是一群詩人在長安聚會時，有人朗誦這首詩，大家才發(fā)現(xiàn)原來他就是李商隱。

　　宋蔡居厚《蔡寬夫詩話》中說：白居易晚年非常喜愛李商隱的詩，曾經(jīng)開玩笑地說：希望我死后能夠投胎當你的兒子。后來李商隱兒子袞師出生，李商隱為他取小名叫“白老”。

　　宋李頎《古今詩話》中記載：北宋楊億、劉筠等人互相以詩唱和，創(chuàng)立“西昆體”，以學習李商隱的詩歌風格著名。當時有一位職業(yè)演員扮演李商隱，穿著破爛的衣服，對別人說：楊億他們生生撕破了我的衣服。引起大家的笑聲。有人用這個故事來諷刺“西昆體”詩派對李商隱的繼承是生吞活剝。

　　李商隱，字義山，號玉溪生，又號樊南生，晚唐詩人，與杜牧齊名，稱“小李杜”。其中李商隱的詩風與杜甫更為接近，“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唯義山一人”(王安石語)，杜牧的詩風則更近似李白。

　　李商隱與李賀一樣，都是唐室宗親，然而因為年代久遠，家境已經(jīng)十分貧寒;他從小穎悟，十六歲即以《才論》、《圣論》兩篇古文“出諸公間”，并受東都(洛陽)留守令狐楚賞識，令狐楚是當時駢文章奏高手，李商隱得他悉心指點，很快青出于藍，這一技之長成為他后來謀生過程中很重要的一種技能。

　　二十六歲時，李商隱得令狐父子之援而中進士，次年入涇原節(jié)度使王茂元幕府，后娶其女為妻，琴瑟和諧。但當時的牛(僧孺)李(德裕)黨爭激烈，令狐楚屬牛黨，王茂元則屬李黨。李商隱此舉被視為投靠王茂元，因此被令狐楚之子令狐绹指責為“放利偷合”，此后一生在牛、李兩黨的傾軋中度過，困頓凄涼，辜負了“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樓》)的壯志和才華，終年四十六歲。

　　李商隱在藝術(shù)上有杰出的成就，他的詩以七律成就為最高，其他五言、絕句、七古、五古等也多有名篇、多出警句�！∷�的詩重意境，幽微含蓄，深情綿邈，隱晦曲折，寄托極深，秾艷綺麗，金玉其外，精粹其中;善于利用歷史典故和神話傳說，通過想象、聯(lián)想和象征，構(gòu)成豐富多彩的藝術(shù)形象;他的“比興”取法《詩經(jīng)》，“美人香草”效仿《離騷》，深厚沉渾得杜甫詩神髓，綺麗的想象、用語則直接得益于李賀。如果說李賀的詩偏于想象，則李商隱的詩重于象征。

　　李商隱的詩于宋初十分流行，“西昆體”仿效義山詩的用典，后成為西昆詩派，但只是機械地學到了堆砌辭藻，而不能得義山詩的神髓。

　　李商隱的詠史詩借古諷今，毫無顧忌，如《馬嵬》二首直指唐明皇“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這樣“指斥乘輿”的勇氣在政治寬松開明的唐朝也并不多見;而《詠史》中“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北齊》中“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等詩句都是對唐敬宗奢靡之風的直斥和諷喻;名篇《賈生》：“夜半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diào)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斥責晚唐諸帝求仙訪道煉丹圖長生，并因此誤國的荒唐行為�！缎写挝鹘家话夙崱穭t真實地描寫了甘露之變?nèi)�年后兵禍旱�?zāi)后民不聊生的情形，并追述了百余年來國家的一系列重大變化，從今昔對比中探求政治的出路，憂國憂民，頗似杜甫的《北征》。

　　李商隱的愛情詩成就極高，他的《無題》詩十余首，取前兩字為題而實質(zhì)是無題的詩又有十余首，如《錦瑟》、《碧城》、《為有》等，其他似有題而實無題的詩若干首，寫纏綿悱惻的愛情，寫幻想，寫傷感：“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風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誰教桂葉香”;“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春心莫共花爭發(fā)，一寸相思一寸灰”。

　　他的《錦瑟》文字錦繡華美，字面意義易于理解而內(nèi)容極深，歷來有“一篇錦瑟解人難”之稱。此外的“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嬋娟”(《霜月》);“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晚晴》);“嫦娥應(yīng)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等也都給人以極深的印象。

　　與李賀一樣，李商隱也善于寫夢;人生如夢，夢如人生，在李商隱的詩中，這兩種境界水乳相溶，借夢尋得對痛苦人生的解脫，借夢尋得燦爛美麗快樂的人生。如“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葉寄朝云”(《牡丹》);“十年長夢采華芝”(《東還》)等。

　　李商隱的詩固然是詩苑奇葩，文也是文囿異卉。他的詩情真意切，綿邈曲折，散文卻峭直剛勁，獨出機杼，銳不可當，駁盡世俗定見，直抒胸臆;工本章奏則典麗公整，才情富瞻，不受文體所限而善于表情達意，對后世影響很大，被奉為四六文的金科玉律。

　　《李商隱全集》以清人馮浩的《玉溪生詩集箋注》三卷、馮浩詳注《樊南文集》八卷、錢振倫錢振常兄弟箋注《樊南文集補編》十二卷匯合成全集，并刪除箋注而成，內(nèi)容全而篇幅不長，價格較低，并在書后附以李賀詩集，適合有一定古文基礎(chǔ)而又喜愛晚唐詩文的讀者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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