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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jīng)》、《楚辭》的女性形象

時間:2024-07-15 19:51:42 詩經(jīng)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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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jīng)》、《楚辭》的女性形象

  《詩經(jīng)》、《楚辭》是中國古典文學的兩大源頭,在文學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兩部作品都涉及到女性這一主題,它們分別從不同的審美層面刻畫了許多鮮活、生動的女性形象。

《詩經(jīng)》、《楚辭》的女性形象

  《詩經(jīng)》現(xiàn)存305篇(既有標題又有文辭的),其中涉及女性的占1/3以上,它開創(chuàng)了文學作品以描寫女性為主題的先河,為我們帶來了一個個鮮活、生動的女性形象,展示了周代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謂是我國古典詩詞中女性文化的瑰寶。

  《楚辭》作為繼《詩經(jīng)》之后中國歷史上第二部詩歌作品集,其中的女性形象描寫,受楚地特定文化氣息的滋養(yǎng),其藝術特征鮮明優(yōu)美,帶給了我們更具沖擊力的美感。

  《詩經(jīng)》和《楚辭》二者對女性形象的刻畫表現(xiàn)出了不同的特點,所以本文就據(jù)此作為分析、研究的切入點,深入探究二者在外形描寫,性格塑造和氣質(zhì)表達等方面的具體差異,以便我們更加準確、更加透徹的理解這兩部文學作品。

  一、外形上:《詩經(jīng)》注重實用性審美,《楚辭》注重純審美

  《詩經(jīng)》所處的時代,十分注重女子社會勞動的實用性,所以在描述女性形象時,并沒有對女性性別特點做過多的描述,而是采用白描手法,輪廓化地勾勒女性的外貌、神態(tài)、動作和語言,粗線條地表現(xiàn)出女性的健碩之美,偏重于實用性審美。如《鄭風·子衿》中“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的動作心理描述,《周南·關雎》中的“窈窕淑女”,《鄭風·狡童》因愛人不與自己同言同食而產(chǎn)生的“使我不能餐”、“使我不能息”的內(nèi)心責怨,《衛(wèi)風·氓》中“匪來貿(mào)絲,來即我謀”的簡略敘事,《鄭風·有女同車》中“顏如舜華”、“洵美肯都”的孟姜姑娘,都是遺貌取神的藝術手法,使《詩經(jīng)》通篇顯現(xiàn)出典雅而靈動,深厚而淳樸的風格。

  伴隨時間的推移,母系氏族結束,男權逐步建立,女性由社會的統(tǒng)治者逐漸轉(zhuǎn)變?yōu)槟行缘恼鞣䦟ο螅優(yōu)?ldquo;第二性”,《楚辭》正是生于這個時期。因此《楚辭》中所描寫的女性對象已經(jīng)不再以勞動婦女為主,而多是取自歷史或自然神話中的神巫之女或?qū)m殿樓閣中的貴族婦女!冻o》中的女性,已不再是社會勞動的參與者,而是男性文化的審美對象,因此在男性詩人的筆下便會更多的凸顯她們在體態(tài)、容顏、服飾等方面所展示出的女性性別之美,不論是湘夫人還是山鬼,都披蘭紉蕙,如“被薜荔兮帶女蘿”(《山鬼》)、“華采衣兮若英”(《云中君》)等,都注重刻畫女性自身之美、獨特之美。所以,和樸實自然的《詩經(jīng)》相比,《楚辭》中的女性描寫偏重于純審美,更具有真實美感及理想化的浪漫色彩。

  二、性格上:《詩經(jīng)》注重陽剛性,《楚辭》注重陰柔性

  《詩經(jīng)·國風》中有大量描寫古代女性追求愛情與幸福的詩篇,透漏著積極真誠美好的愿望。那些處于愛情之中的女性,有著潑辣、大膽、積極、熱情、活潑、天真的性格,她們以一種開放的心態(tài),積極主動地追求自己的所愛,勇敢大方地表達自己的情懷和心跡,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陽剛性的性格特征。如《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女歌者是一位年輕的姑娘,她和小伙子們歡聚時,熱切盼望能獲得真正的愛情。她坦率地表白心跡,誰若真心愛她,她就嫁給誰。這種大膽開放的程度即使現(xiàn)在的女性也難以做到。

  除了愛情詩,《詩經(jīng)》中還有大量的棄婦詩和怨婦詩,她們傾訴自身的不幸遭遇,表現(xiàn)出對封建禮教的抗爭,從中我們看到的是勇敢與堅強,雖處于困境但仍積極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還可以強烈地感受到她們的積極向上,永不絕望,對生活充滿無限希望與激情,這同樣也是陽剛性格的體現(xiàn)。如《召南·行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一個意志堅強的女子反抗強娶她的惡棍,她表示:“寧肯吃官司,也不嫁這惡棍無賴!”她以斬釘截鐵的語言,痛斥了稱霸一方的奴隸主貴族,表現(xiàn)了這個女子反抗強暴、維護人格與愛情的斗爭精神,同時也體現(xiàn)了她積極大膽,剛烈的性格。

  與《詩經(jīng)》相比,《楚辭》中的女性性格則多以憂郁、多愁善感、悲觀,陰柔為主要特征。《少司命》刻畫了一位撫馭彗星、辣劍擁艾、荷衣蕙帶、出沒云際的美麗善良、溫柔慈愛的愛神形象。她愁思苦念,迎風高唱失意的哀歌,思念著自己的愛人。《湘君》中湘夫人在湘水邊等湘君的到來,但是湘君久久不至,在沒有迎接到愛人的情況下,湘夫人抒發(fā)了自己纏綿悱惻的思念和哀怨之情。詩篇中彌漫著一股濃濃的沉郁哀傷之情!渡焦怼罚“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她們雖然和《詩經(jīng)》中女性一樣,同樣對愛情深沉、執(zhí)著,但表現(xiàn)出來的卻是溫柔婉雅,哀傷,憂愁郁結的陰柔性性格,她們總是不敢去表達,沒有直白大膽的行動,沒有率直爽快的言語,而是讓思念與愛戀深埋心底,用含蓄婉約的詩歌道出情懷。

  三、氣質(zhì)上:《詩經(jīng)》注重世俗性,《楚辭》注重浪漫性

  所謂世俗性,就是人物取自現(xiàn)實生活中真實可感的形象,具有世俗氣息和生活氣息,而浪漫氣質(zhì)則是與虛無縹緲、朦朧等感覺聯(lián)系在一起,人物是虛擬的,臆想的。這些不同主要表現(xiàn)如下。

  人物選擇上!对娊(jīng)》女性取自現(xiàn)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人物。《靜女》中在黃昏時分等候戀人的姑娘,《鵲巢》中將要出嫁的貴族姑娘,《卷耳》中采卷耳菜的女子以及《碩人》中高貴、貌美的莊姜等都是來自世俗的。而《楚辭》女性則是源于想象中的神女或者被神化的歌女和舞女。少司命是主子嗣之神;山鬼是位女神,她象征著愛情、婚姻和生命;湘夫人是帝堯的女兒,是湘水的女神!洞笳小肥乔诔淹跏w歸回楚國時,為其招魂所作。詩中寫飲食、女色、游戲等,以呼喚楚懷王亡魂歸來,涉及之物并非實寫,同樣那些美麗迷人的女子也是虛幻之作。由此可見,《詩經(jīng)》中的女性是世俗的民間女子,而《楚辭》中的女性則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女。   場景選擇上!对娊(jīng)》多將主人公置于現(xiàn)實具體的場景中,如放牧、采桑、春社相會或出嫁途中!多嶏L·溱洧》中男女青年在春社節(jié)中相會,一位大膽活潑的姑娘躍然紙上。《周南·芣苢》描寫了一群在田野里采車前草的農(nóng)家姑娘,在深遠清新的意境中再現(xiàn)了一幅真切動人的勞動畫圖!冻o》則將主人公放入虛構的環(huán)境中,如同進入了玄幻飄渺的仙境中。無論是宴會上翩翩起舞的舞女,還是湘水邊等候愛人的神女,她們出現(xiàn)的背景都是作者根據(jù)需要虛擬的,而并非真實存在的。

  以上分別從外形、性格、氣質(zhì)方面比較了《詩經(jīng)》和《楚辭》中女性形象的差異,這是由二者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風格所致。但追溯根源,我認為是由以下深層的現(xiàn)實原因所引起。

  時代背景!对娊(jīng)》記載的是西周初葉至春秋中葉的詩歌。商周時期,勞動力不發(fā)達、生存環(huán)境艱苦,女子常常要擔當起勞動和組織勞動的重任,所以健碩有力的女子更受人喜愛。另外為了對抗惡劣的環(huán)境,加上對自然生殖力的崇尚,先民的種族繁衍愿望十分強烈,這種高大健壯的女子正符合這種審美。《楚辭》成于戰(zhàn)國時期,這個時期隨著社會的進步,生產(chǎn)力的提高,原始生殖力崇拜的強烈色彩已經(jīng)逐漸褪去,加之男子也作為社會的重要力量占據(jù)主導,生殖力崇拜的強烈色彩已經(jīng)蛻化,審美眼光由實用性向純審美轉(zhuǎn)化。

  地域文化。《詩經(jīng)》產(chǎn)生于北緯33°到42°間的黃河流域,其地貌類型多為高原和平原,土地貧瘠,氣候惡劣,生活環(huán)境并不理想。在這塊土地上,人們?yōu)榱松娑c惡劣的環(huán)境進行持續(xù)的抗爭,進而形成了激烈、粗獷、執(zhí)著、堅韌、剛毅、豪邁的性格特征。而《楚辭》產(chǎn)生于南方楚地,位于北緯25°到33°的長江流域,多由平原、丘陵組成,氣候溫和,土壤肥沃,雨量充沛,這是相對于北方來說非常理想的居住環(huán)境。優(yōu)厚的自然條件一方面帶來了豐衣足食的安逸,另一方面形成了民族文弱的性格基因,加之南方陰濕的氣候,使得他們多愁善感,易惆悵。另外,《楚辭》的發(fā)源地楚地重淫祀,巫風盛行。這種祭祀活動十分神秘和虛幻,體現(xiàn)了豐富的浪漫主義色彩。

  作者身份。《詩經(jīng)》的作者并不是一個人,而是多數(shù)勞動人民的匯集,這樣反映在作品中自然是更加貼近生活、更加樸素真實,情感表達也不像《楚辭》那樣虛無縹緲。《楚辭》的主要作者是屈原,身為楚國的貴族,屈原具有較高的文化品味和道德修養(yǎng),可以說是專業(yè)的文人,又加之屈原自身政治上的不得志,此中的困惑與苦悶無處表達,只能通過文章抒發(fā)內(nèi)心的情感,這就更加豐富了《楚辭》的審美特性和浪漫氣質(zhì)。

  結語

  由于時代背景、地域文化和作者身份的差異,導致了《詩經(jīng)》、《楚辭》中女性形象刻畫的不同,它們屬于不同的審美風格,但二者是我國古典詩歌文化的兩大源頭,《詩經(jīng)》開創(chuàng)了現(xiàn)實主義的寫實傳統(tǒng),《楚辭》則是浪漫主義文學的濫觴。它們盡管在描寫方面存在諸多差異,但共同為中國文學中女性形象注入了豐富的營養(yǎng)和絢爛的色彩,為后世女性形象的刻畫打下了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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