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詩經》歷史化解讀的詩學意義

　　《詩經》的作者佚名，絕大部分已經無法考證，傳為尹吉甫采集、孔子編訂。

　　一

　　以《詩》為史，對《詩》進行歷史化的解讀，是漢代《詩經》闡釋的一個基本傾向。“六經皆史”，“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學誠語)，“經”本就是“先王”時代的政教典籍和歷史文獻，以經為史，經史合一，可以說是經學家對待《詩》的普遍傾向。不過，經學家眼中的“經”不僅是歷史文獻，更是圣人為垂教后世所創(chuàng)制出的神圣經典，它并非簡單的歷史事件的記錄和反映，還包含著文化傳統(tǒng)、社會制度、道德觀念等多方面的內容。這里所討論的“以《詩》為史”，則主要是從將《詩經》作為歷史事件和歷史文獻，以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去對待《詩》的角度展開。這一傾向，應該說早在先秦就形成了�！蹲髠鳌泛汀秶�語》引《詩》數百條，不少與歷史、政事相關。

　　清代詩話理論家勞孝輿談到《左傳》引《詩》解《詩》時說：“左氏傳《春秋》，學最博，而尤好說詩;詩之關時事者，往往標出”①，認為早在《左傳》，人們就把《詩》與史聯(lián)系起來，看成是可以承載歷史的。漢代以《詩》為史的解釋傾向的形成，正與先秦的解《詩》傳統(tǒng)相關。不過，先秦把《詩》當做歷史事實看，并沒有明確提出以史論《詩》的觀點。先秦的詩學觀主要表現(xiàn)為以《詩》為教，重《詩》的禮樂教化功能和政治功能，較少涉及《詩》與歷史的關系，這我們從孔子等人的詩學觀念均可以明顯見出。在先秦，明確地將《詩》與史聯(lián)系起來的是孟子。孟子提出“王者之跡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的觀點，將《詩三百》定位在“王者之跡”的歷史記載上，看成是王道教化的歷史，這說明他很重視《詩》與史的關系。在孟子對《詩》的具體引用中，我們也不難發(fā)現(xiàn)把《詩》看成是歷史，與歷史事件結合起來的例子。如《孟子?滕文公下》曰：“周公兼夷敵，驅猛獸而百姓寧……《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我莫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孟子認為，周公兼并了夷狄，趕跑了野獸，使人民安居樂業(yè)，于是《詩經?魯頌?宮》用詩句來贊美周公，今天人多認為這一詩句是贊美魯禧公的并不是周公。不管孟子解釋是否正確，他的基本思路是將《詩》與史結合起來，《詩》史互證。類似這樣引《詩》解《詩》的例子在《孟子》一書還有一些。但孟子也沒有明確提出以史論《詩》的觀點。明確地提出以史論《詩》的觀點，對《詩》進行全面的歷史的解讀，應該說是從漢代開始的。

　　以《詩》為史，是漢人普遍表現(xiàn)出來的觀念。今文三家詩亦有以引《詩》證事、以《詩》為史的傾向�！稘h書?藝文志》在詮釋今文三家詩時，即認為它們“或取春秋，采雜說”，具有《詩》史結合的特點。在今文三家詩中，《韓詩》與史的關系最為密切。清代《詩》學家陳喬樅解說《韓詩外傳》的特點時說：“今觀外傳之文，記夫子之緒論與春秋雜說，或引《詩》以證事，或引事以明《詩》，使‘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韓詩遺說考》)，即認為它具有《詩》與史、《詩》與理融合的特點。徐復觀在談到《韓詩外傳》的表達形式時也認為它是“除繼承《春秋》以事明義的傳統(tǒng)外，更將所述之事與《詩》結合起來，而成為事與詩的結合，實即史與詩互相證成的特殊形式”②。不過，《韓詩》的《詩》史互證，還不是嚴格意義的《詩》史互證。《韓詩外傳》屬于今文經學系統(tǒng)，今文經學注重微言大義闡發(fā)，《韓詩外傳》亦具有這樣的特點，其引證故事主要目的在于闡發(fā)義理，作微言大義的解讀，并不刻意追求《詩》與歷史有什么必然關聯(lián)，是否真正記載和還原了歷史。徐復觀在談到《韓詩外傳》的《詩》與史的結合時亦認為它只是象征意義上的結合，是讓歷史上具體的人與事成為“普遍性與妥當性的一種象征”③，并非真正地將《詩》與歷史結合起來，對《詩》作歷史的解讀與還原。

　　真正體現(xiàn)《詩》史結合，對《詩》進行全面的歷史化解讀的是《毛詩》。而在《毛詩》系統(tǒng)中，它又特別突出地體現(xiàn)在《毛詩序》和鄭玄的《詩譜》中。

　　《毛詩序》解《詩》的突出特征是“以史證《詩》”�！睹�詩序》主要用題解的方式，描述背景，將詩中的人物和事件與歷史上實有的人物事件聯(lián)系起來，對《詩》之主題與意蘊予以說明。《詩譜》則以“譜”的形式，考證和說明各國各類詩歌產生的歷史地域與文化背景以及《詩》之體例，從而對《詩》作出解釋�！对娮V序》云：“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于力則鮮，于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樂于是與。”孔穎達《毛詩正義》說這段話是“總言為《譜》之理”④，也就是說是從總體上解釋鄭玄為什么作《詩譜》的緣由。這段話主要包含三層意思：一是“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即依據時代先后，考察周代社會政治之興衰;二是“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這段話按孔穎達的解釋是：“屬其美刺之詩，各當其君君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化得失，識其芳臭，皆以喻善惡也”⑤，也就是考察各國政治教化之得失和社會風俗之好壞;三是“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也就是有一種從時代社會總體認識把握《詩經》篇章意思的眼光，要從每一篇詩的解釋中感受到時代社會的變遷和政治風俗的好壞。顯然，這些觀念和方法可以看成是孟子“知人論世”，以《詩》為史觀念的發(fā)展，其主要目的都是試圖通過背景和史實考證，“知人論世”，引領讀者更好地把握《詩》的意蘊。不過，相比孟子來說，這些觀念和方法更具有理論系統(tǒng)性，更加突出了《詩》作為“史”的巨大社會政治和倫理價值。《毛詩序》和《詩譜》還提出風雅正變說，強調政治、時代、歷史背景對《詩》的功能的決定性影響，這些都突出表現(xiàn)了漢人“以《詩》為史”的觀念和方法上的自覺。朱自清在《經典常談》中評價《毛詩序》和鄭玄《詩》學時說“他們都是以史證詩”。他還認為鄭玄“以史證詩”更加突出，“以史證詩，在他手里算是集大成了”⑥。其實，以史證《詩》，以《詩》為史，也是漢代普遍存在的傾向。我們在考察漢代四家詩時發(fā)現(xiàn)，無論是今文三家詩，還是古文毛詩，它們在對《詩》進行闡釋時，總常常采取“以史證《詩》”的方式，將《詩》與具體的歷史事件和人物聯(lián)系起來，為《詩》提供一個具體的歷史背景，進而對《詩》的主題作出闡釋。比如，拿《詩經》中的第一首詩《關雎》的闡釋來說，今文三家詩把它解釋為刺詩，與刺康王的歷史事實聯(lián)系起來，而《毛詩》把它解釋為美詩，與歌頌后妃之德聯(lián)系起來，這可以說都是采用了“以史證《詩》”的方式，將《詩》與歷史事件和人物聯(lián)系起來。當然，三家詩的“以史證《詩》”與《毛詩》亦有著一定的區(qū)別，其主要區(qū)別在于《毛詩》是以時代的盛衰來劃分《詩》，幾乎每一首詩都附有詩的本事，都排定了世次，都與歷史上的具體人物和事件關聯(lián)起來，而三家詩則不具有這樣的特點。以《詩》為史，對《詩》進行歷史化的解讀，也不限于經學家，它也是漢代政治家、史學家、文論家所普遍采取的策略�！对姟吩跐h人的眼中，是“經”，是王道教化的產物，自然也可以成為治國和資政的重要依據。出于這樣的目的，他們也習慣于把《詩經》當作歷史看，希望通過《詩經》，提供歷史的借鑒。關于這一點，從漢初陸賈回答漢高祖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的話語中就可以見出。也可以這樣說，從漢初起，《詩》就開始問鼎于政治，成為帝王以史為鑒的資政工具�！妒酚洝�、《漢書》有大量例子記載統(tǒng)治者引《詩經》中句子作為古訓和史鑒，作為治國決策的依據，也說明了這點�！妒酚�?孔子世家》中說孔子刪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在這里，司馬遷認為孔子的刪詩已展現(xiàn)出史的線索，從中可以看到殷周王道政治盛衰的過程，顯然也是以《詩》為史。

　　二

　　以《詩》為史，對《詩經》作歷史化的解讀，是漢代詩學一個基本傾向，對這一點，學術界多不否定。但怎樣評價這一傾向，則多有爭議。學術界有一種常見的觀點，那就是認為漢人以《詩》為史、以史證《詩》，沒有什么歷史根據，只是一種違反《詩》的本義的穿鑿附會，掩蓋了《詩經》的真實面目。這一觀點早在古史辨學者那里就已經提出。比如，顧頡剛在《論詩序附會史實的方法書》中就認為漢儒是用“無中生有”的方法隨意解釋詩意。鄭振鐸在談到《毛詩序》的這一特點是，也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說到：“《毛詩序》是沒有根據的，是后漢人雜采經傳以附會詩文的。”⑦同時，這一看法，也得到現(xiàn)代《詩經》研究學者的廣泛贊同。比如，夏傳才就這樣評價《毛詩序》的“以史證詩”：“小序，即屬于三百零五篇詩的題解，它所說的世次、故事，絕大多數是附會史傳、雜說，用的是‘以史證《詩》的穿鑿方法，提示的各詩的題旨，有許許多多謬誤，歪曲了詩的原義。”又說，“小序的那些穿鑿附會的曲解，像瓦礫和迷霧，掩蓋了《詩經》的真面目，必須徹底拋開它們，用新的觀點和方法作出正確的題解。”⑧

　　這一觀點當然并非全無道理。漢儒“以《詩》為史”的確存在著穿鑿附會的弊端。而漢儒試圖建立一個按照時代排列來解釋詩的完整體系，將《詩經》中的人物、事件與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事件完全對應起來，作歷史的還原，這在事實上也不可能。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漢儒這種解《詩》方法就完全不可信，就背離了漢代乃至中國詩學理論發(fā)展的實際。筆者認為，漢人以《詩》為史，對漢代乃至整個中國古代的詩學理論發(fā)展都具有重要意義，具體說來，它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見出：

　　第一，漢人以《詩》為史，將歷史上的具體人物和事件與《詩》中的詩篇對應起來，賦予《詩》的本事，雖不能復原《詩》的本事，但其中許多詩篇的解讀，卻是有充分的歷史根據的，為讀者更好地了解《詩》與作者、時代的關系，了解《詩》的文本意義提供了可能。對于這一點，古人早有所認識。比如，宋人葉適在談到《毛詩序》的作用時說：“作詩者必有所指，故集詩者必有所系。無所系無以詩為也。其余隨文發(fā)明，或記本事，或釋詩意，皆在秦漢之前。雖淺深不能盡當，讀詩者以其時考之，以其義斷之，惟是之可從也……欲盡去本序，自為之說，失詩意愈多矣。”⑨在這里，葉適肯定了《毛詩序》的“以史證《詩》”的闡釋方法。他所說的“所系”，就是詩的本事，這相當于《毛詩序》所說的《詩》的歷史事件和背景，他認為這是闡釋的唯一途徑，通過“所系”來闡發(fā)“所指”(《詩》的本意)，也就是用《毛詩序》所說的“以史證《詩》”的方法，將《詩》與歷史事件、背景聯(lián)系起來，通過《詩》的背景分析來把握《詩》意。《毛詩序》這一方法，也得到一些現(xiàn)代學者肯定。比如徐復觀在談到《毛詩序》這種解《詩》方法時也予以充分肯定，認為“許多詩，賴《詩》序述其本事，而使后人得緣此以探索詩的歷史背景、政治社會背景，更為對詩義的了解，提供了一種可以把握的線索”⑩。在筆者看來，《毛詩》“以史證《詩》”，有相當數量的《詩》是有歷史的依據的。比如《召南》的“甘棠”，《邶風》的“綠衣”、“燕燕”、“新臺”、“泉水”，《風》的“定之方中”、“載馳”，《衛(wèi)風》的“碩人”，《王風》“揚之水”、《秦風》的“黃鳥”、“小戎”、“渭陽”，《鄭風》的“清人”，《豳風》的“東山”、“七月”，《陳風》的“株林”，《小雅》的“湛露”、“彤弓”、“六月”、“節(jié)南山”、“正月”，《大雅》的“文王”、“文王有聲”，《周頌》的“清廟”、“執(zhí)競”、“我將”等等，我們都能在如《左傳》一類歷史著作中找到相應的記載和《詩》之本事。即使有許多詩，我們今天從字面上看，見不出它與歷史事件有什么關聯(lián)，歷史著作中也找不到相應的記載來予以證實，我們也不能輕易的否定《毛詩》的解釋，認為它是附會史實，主觀臆斷。錢志熙談到《詩經》中的《國風》時，曾提出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風》詩是“緣事而發(fā)”的歌謠體，“在最初的傳播階段，風詩中的大部分作品，它們所產生的具體的時、地及其本事還是清楚的。到了后來，隨著它們作為樂歌的功能的進一步強化，其事件與意義顯得次要了，

　　逐漸喪失了其原始的本事與主題，成為單純的詩歌文本”，因此他認為不能輕易否定《毛詩》將《詩》與歷史事件與人物聯(lián)系起來，提供《詩》的本事的做法。比如，他以《邶風?式微》一詩為例，認為從該詩“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字句表述來看，是典型的“緣事而發(fā)”的歌謠體，但所緣何事，詩句卻沒有透露。《毛詩序》和三家詩將此詩解釋為“黎侯寓于衛(wèi)”之作11，從文本中也看不出來。所以現(xiàn)代說詩者普遍將此詩解釋為勞動者服力役的歌謠，似更切合《詩》的文本，但是，《毛詩》和三家詩的說法，也不能輕易否定，因為這些詩并沒有明確交代事件的背景與性質12。為說明這一點，我們不妨再看一個例子，即《毛詩序》對《邶風》中“燕燕”一詩的解釋。它將此詩解釋為“衛(wèi)莊姜送歸妾”之作，與歷史上具體的人物事件聯(lián)系起來。這一說法，《毛傳》、《鄭箋》等都是贊同的，但宋人王質的《詩總聞》、清人崔述的《讀風偶識》等反對，認為此詩應是兄送其妹遠嫁，聞一多先生也贊成這一觀點。除此之外，一些現(xiàn)代學者還提出了情人出嫁他姓說。但如果對照戰(zhàn)國出土的郭店楚簡的《五行》篇對此詩的解釋，則《毛詩序》的解釋與楚簡最合。廖名春先生談到此詩的解釋時認為：“《楚簡》“五行”篇成書的下限是戰(zhàn)國中期偏晚，其解說更近于《詩經》產生的時代，其權威性不容否定。由此看，兄妹遠嫁說，送別情人說，情人出嫁她姓說，顯然不能成立。劉向《列女傳》衛(wèi)定姜送子婦大歸說顯然有喪大之哀，但重點是在定姜對媳婦的不舍，與楚簡的‘能參差其羽，然，后至哀，君子慎其獨也'說也不合。比較起來，還是《詩小序》‘衛(wèi)莊姜送歸妾也'說與楚簡更合。”13這一例子亦說明，《毛詩》以史證《詩》，將《詩》與歷史事件和人物聯(lián)系起來，不少是有歷史依據的，并非完全的簡單附會和杜撰。

　　第二，《毛詩序》和鄭玄的《詩譜》以《詩》為史，提出“風雅正變”說，表明它已認識到社會政治的變化對詩歌功能轉變的決定性影響。這種觀點的提出，并非《毛詩》的主觀臆斷，也不簡單地取決于漢代的政治教化傳統(tǒng)，它實際上也是先秦至漢詩歌功能合乎邏輯發(fā)展演變的結果。“風雅正變”說的提出，雖有理論的偏頗，卻豐富了中國古代詩歌功能認識的歷史內涵，對把握中國古代詩歌的源流與演變，具有重要的意義。

　　“風雅正變”的思想早在先秦就有萌芽�！蹲髠�?襄公二十九年》有吳公子季札觀樂的記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即是把《詩》的特征與帝王之德的盛衰聯(lián)系起來。《禮記?樂記》中“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樂本篇》)的思想，更是看到詩歌與時代，與社會政治變化的關系�！睹�詩大序》可以說正是在這些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風雅正變”說�！对姶笮颉�“風雅正變”說主要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提出“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的觀點，將《詩》的發(fā)生發(fā)展與時代的興衰、政治的變化緊密的聯(lián)結起來;二是將《詩》看成是“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之作，為美刺諷諫的政教說提供歷史根據。鄭玄《詩譜序》中的“風雅正變”說則是在《詩大序》基礎上的進一步發(fā)展，它不僅將“風雅正變”之詩與時代的興衰聯(lián)系起來，還用“譜”的方式說明了“風雅正變”之詩所產生的具體時代和原因。比如，《詩大序》并沒有具體指出哪些詩屬于變風、變雅，《詩譜序》則明確指出：“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詩大序》并沒有提到《詩》之正經，講變風變雅也沒有明確的時間，《詩譜序》則明確指出“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它們都屬于《詩》的正風正雅，產生的時代則在西周興盛時期，主要是文王武王時代，而變風變雅則產生在懿王、夷王之后。

　　對毛鄭的“風雅正變”說，古人多有存疑與否定。最早，宋代的鄭樵《六經奧論》就從正變之說不出于孔子而出于《詩序》角度否定正變說的存在：“無所謂正變者，正變之言不出于夫子，而出于《序》，未可信也。”14后來有的人或從變風中既有美詩，就不能算作變詩的角度否定“正變”說，如宋人章如愚的《群書考索》;或從“如分正變，則不別詩體”的角度來否定“正變”說，如清人毛奇齡的《詩札》15，還有的人則試圖從音律、詩之入樂不入樂等方面對“正變”說作出新的解釋，而反對《毛詩》將“正變”原因歸結為“時代盛衰”，如朱熹、顧炎武等人就持這一觀點16。現(xiàn)代《詩經》學者對《毛詩》的“風雅正變”說的批評否定則更多更徹底。如顧頡剛在談到《毛詩》的“風雅正變”時就認為此說表明漢儒解《詩》“愚笨之極”，因為他們將“‘政治盛衰'、‘道德優(yōu)劣'、‘時代早晚'、‘詩篇先后”'這四件事情完全等同起來，完全違反了《詩》解釋的實際17。這一看法得到學術界的廣泛認同，認為《毛詩》以《詩》的時代來定“正變”的標準的觀點很是荒唐和難以接受。比如，何定生先生就認為“毛詩最講不通處，就是以詩的世次來定‘正變'的標準”18。筆者則認為，《詩大序》和《詩譜》從時代盛衰來看“詩”之正變，是一個很深刻的看法，它涉及到詩與社會、時代關系的根本理解。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風雅正變說》認為“風、雅之正變，惟以政教得失為分”，而“不能以時代的盛衰來分。”19在筆者看來，政教得失與時代盛衰實際上是不可分。而《毛詩》“風雅正變”說的提出，并不在于簡單地強調《詩》的政教得失功能和美刺教化作用，而在于強調《詩》的這種政教得失、美刺作用與時代，與社會政治清明黑暗和好壞的關系。其實，從時代和政治的興衰來言《詩》，并非《毛詩》獨有的觀點。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刪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

　　這里說的是孔子，代表的則是司馬遷本人的觀點，它說明司馬遷已充分注意到《詩》與時代興衰的關系，認為《詩》是殷周王朝政治盛衰進程的反映。《漢書?禮樂志》曰：“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這與《毛詩》提出“變風”、“變雅”說的精神一致，都是把《詩》看成是王道衰而作，與時代的政治狀況聯(lián)系起來。以時代和王道興衰言《詩》，在今文經學和《詩》學中也有深刻反映。比如，《齊詩》翼奉提出“四始”、“五際”說，就把《詩》與王道興衰聯(lián)系起來。另外，我們在談到《毛詩》將“變風”、“變雅”之詩與某個具體時代聯(lián)系起來時，還必須充分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它是有一定的史實根據的，并非如指責者所說的完全出自于主觀的臆斷。如鄭玄說“變風”、“變雅”產生于懿、夷二王之后，就可從《史記?周本紀》、《漢書?匈奴傳》等著作中找到根據20。當然，《毛詩》、《鄭箋》之說，也存在著明顯的弱點，那就是它過于看重《詩》與時代、政治的關系，而忽視從詩歌自身的特點來探討詩的發(fā)展演變。或許正是意識到這一點，清代著名文學理論家葉燮講“風雅正變”問題時予以了補正。一方面，他采取《毛詩》的觀點，認為“風雅之有正有變，其正變系乎時，謂政治、風俗之由而失，由隆而污”21。這即是說，詩之正變所表現(xiàn)的正是時代的狀況，當時代發(fā)生變化后，詩也應隨之發(fā)生變化。另一方面，則是充分重視《詩》之發(fā)展演變與詩自身的關系，提出“正變系乎詩”的觀點，這是《毛詩》的“正變”說所沒有的，彌補了《毛詩》“正變”說的不足。

　　第三，漢代詩學以《詩》為史，對《詩經》的歷史化解讀，客觀上也說明了“詩”與“史”之間存在著同一性，這對認識“詩”與“史”的關系是有意義的�！对姟肥菤v史還是文學，這是《詩經》學史上人們經常爭論的問題。雖然現(xiàn)代《詩經》研究者普遍認為《詩經》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甚至還出現(xiàn)像梁啟超、胡適等人那樣把《詩經》作為先秦古籍中的唯一信史看待的觀點，但人們普遍認定的還是《詩》屬于文學而非歷史。于是漢儒那種幾乎把《詩經》的每一篇章都與歷史事件聯(lián)系看法就頗遭人非議，被看成是牽強附會的穿鑿之說。而實際上，從《詩經》所處的時代來看，從《詩經》最早發(fā)生的歷史事實來看，它更應該被當作歷史文本而不是文學文本。《詩經》“雅”、“頌”中的大量篇章，如《大雅?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等，可以看成是關于周民族的重要史詩，敘述了周人從始祖后稷創(chuàng)業(yè)到武王滅商的全部歷史。而《商頌?玄鳥》、《長發(fā)》則可以看成是記述了商民族歷史的史詩。《詩經》中有的篇章，雖不被人們看成史詩，它們卻反映某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如《大雅?常武》、《江漢》，《小雅?出車》、《六月》《采芑》等詩篇，則反映了周宣王時代民族戰(zhàn)爭的史實，這些是學術界早已認定的�！秶�風》中的詩在今天常常被人們解讀為民歌、情詩，其實其中許多詩篇也可以當作歷史來看，如《豳風》中《七月》，《毛詩序》解釋為周公遭變，陳王業(yè)艱難之作，有人則解釋為周代先公聚豳時期的農事詩;《豳風》中的《東山》、《破斧》等詩篇，許多人解釋為與周公東征相關的詩，這些解釋都是有歷史根據，與史實相吻合的。又如《詩經》“四始”《關雎》、《鹿鳴》、《文王》、《清廟》，錢穆認為它們“皆與文王之德有關”22，這亦是說這些詩可以作為歷史文本看待，與具體的史實聯(lián)系起來�！对姟纷鳛闅v史看，還可以從《詩》的體例和分類中見出�！对姟贩诛L、雅、頌三部分，其分類的標準是什么?有人以音律別，有人以體制別，《毛詩》則強調以政事別，以時代、地域別，這實際上也是一種的史的分類。詩就是史，史就是詩。這在人類社會發(fā)展早期，尤其如此，這也許是距《詩經》時代最近的漢儒更愿意從歷史而非文學的角度看待《詩》的原因所在�；蛟S也是因為此，慣于把《詩經》看成是文學作品，是愛情詩的聞一多先生在《歌與詩》中也認為《毛詩序》“以史讀詩的觀點，確乎有著一段歷史的背景”23。其實，《毛詩》這種以詩為史，將詩視為史，為詩提供歷史背景指認的方法，在后世詩學中得到廣泛繼承。唐人孟最早提出“本事詩”的概念，他所謂“本事”，就是詩人創(chuàng)作作品所提供的歷史背景和資料。他不否認詩是抒情性的文本，但他同時認為要明白抒情性文本的本來意義，離不開隱藏在抒情文本后面的歷史事件和依據，所以他特別提出“本事詩”一說，并認為杜甫的詩“備敘其事”，使人“讀其文，盡得其故跡”24，所以堪稱詩歌創(chuàng)作典范，被譽為“詩史”。宋人更是將杜甫之詩號為“詩史”，認為杜詩的最重要成就就在于它“用事”之博，真實地記載了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歷史事件和事實。明人楊慎說：“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25，指出了宋人論詩的這一特點。他本人并不贊成宋人的看法，認為它違反了“《詩》以道性情”的特點，“不足以論詩”26。不過，楊慎這看法并沒有得到廣泛贊同，比他稍晚的王世貞就很不贊成他的觀點。而到了清代，將詩作為歷史對待，則幾乎成了論《詩》之人的共識，錢謙益、黃宗羲等詩學名家都持這一看法。“詩史”概念也不限于杜甫，而是用到更多詩人身上。比如，錢龍?zhí)韫{釋李商隱詩時主張：“因取新、舊《唐書》并諸家文集小說有關李詩者，或人或事，隨題箋釋于下。”27姚文燮注李賀詩時亦聲稱：“必善讀史者，始可注書，善論唐史者，始可注賀”28。這些看法，均是以詩為史，把詩歌作為歷史文獻來閱讀。筆者并不贊成簡單地將詩歌與歷史等同起來，因為不管一首詩的創(chuàng)作如何與歷史上發(fā)生的事件相關，作為一個現(xiàn)代讀者和詮釋者來說，他之所以欣賞詩，更重要的是因為這首詩所表現(xiàn)出來的情感意蘊和獨到的藝術形式和方法，而不是與詩相關的歷史信息。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將詩看成歷史，并不意味著就一定缺乏文學的詩意和想象。深入了解詩的歷史本事和信息，其實也可以豐富人們的詩意和想象。比如，我們讀李白的《朝發(fā)白帝城》，了解到李白被貶謫夜郎遇赦放歸的本事和事實后，就能更好地解讀李

　　白這首詩的詩意，并喚起豐富的想象。新歷史主義的代表人物海登?懷特認為，在歷史敘事和文學敘事之間并不存在根本對立，歷史敘事也需要文學的想象。我們也可以這樣說，借助于歷史敘述，從這一敘述中獲取更多歷史事件和信息，也可以大大增強我們關于文學的想象和詩意。從這一意義上說，《毛詩》對《詩經》的歷史化解讀，在歷史信息非常模糊的情況下對《詩》的歷史本事和主題的尋求和解讀，未必就不是一種有意義、有價值的《詩經》解讀方法。比如，《毛詩序》釋《王風?黍離》，加上“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宗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這樣的題解，比起不提供任何歷史背景，只是泛泛地說成“心之憂矣，我歌且謠”的風謠體的憂憤之詩，顯然更具有歷史的想象和詩意。

　　第四，漢代詩學對《詩經》的歷史化解讀，還有助于人們更全面地認識中國古代詩歌理論傳統(tǒng)，特別是中國古代詩歌早期發(fā)展的歷史和傳統(tǒng)。在當今的中甲文學理論中，有這樣一種見解，認為中國古代很早就明確區(qū)分“詩”與“史”的不同，認為詩的主題是“言志”(抒情)，而“史”的主題則是記事、敘事。這一觀點顯然是不符合中國詩學理論實際的。其實，中國古代詩學所講“志”，從聞一多、楊樹達等人的考證看，最早都是包含“記事”、“言事”的內容的。聞一多先生在《歌與詩》中說：“志有三個意義：一記憶，二記錄，三懷抱，這三個意義正代表詩的發(fā)展途徑上三個主要階段。”29又說，“‘詩'的本質是記事的……古代歌所據有的是后世所謂詩的范圍，而古代所管領的乃是后世史的疆域。”30聞一多立說的根據是上古歌詩的分離，在這種分離的背景下，歌的本質是抒情，而詩的職能在于用韻語記事。聞一多所提出的上古歌詩由分途走向合流的假設難以成立，因為歌乃詩之母，人類早期的詩不可能脫離歌而存在。不過，他把記事作為早期詩歌的功能提出來，認為記事則要靠口耳相傳，所以“詩”或“志”的早期功能則在于記憶的保存，后來才演化為偏于表現(xiàn)情感心意的“懷抱”的意義，這一看法則是有道理的。今天許多人談到中國古代“抒情言志”的詩歌傳統(tǒng)的形成時，都把它歸結為《詩經》。這一歸結有一定道理�！对娊洝返拇_非常重視抒情言志，特別是《詩經》中的“風”詩則基本隱去了詩的歷史事件和人物背景的記事性因素，其基本特點便是“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班固語)的抒情。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詩經》就一味地強調抒情。就以風詩的“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特征來說，它也并不是與敘事無關，只是它寫因事件激發(fā)的情感歡樂，重情感抒發(fā)而將事件、記事性因素弱化，并沒有完全排除敘事。而風詩中有的詩篇，如《豳風?東山》、《衛(wèi)風?氓》、《風?定之方中》等，其敘事因素是非常充分的。而如《雅》、《頌》中大量記載先人歷史的篇章和祖述祖先功德的詩篇，其記事言事敘事的功能則決不會弱于《詩》的抒情和言志功能。有論者將《詩經》分為記事性文本和象喻性文本，前者以《雅》《頌》為主，包括部分以賦為主的《國風》，后者以《風》詩為主。31這一劃分在我看來是合理的。我們過去習慣從將《詩經》看成以抒情為主，以“興”為主的象喻性文本，而忽視了從記事性角度來理解《詩經》，于是對漢儒將《詩》與歷史事件對應起來，對《詩》作歷史化解讀的作法缺乏認同和了解。其實，漢代詩學對《詩經》的歷史化解讀和還原，雖有以史為尊，模糊歷史敘事與詩歌敘事區(qū)別的缺陷，卻也與中國詩歌早期發(fā)展歷史相關，與對《詩經》本身內含的記事、言事、感事功能認識相關，理解了這一點，我們方能理解漢代《詩經》闡釋，特別是《毛詩》解《詩》的價值和意義，也能更全面地了解中國古代詩歌發(fā)展的歷史和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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