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和他的代表作

　　蘇軾是宋代一位杰出的作家，他的詩文具有自己獨特的風格，也帶有那個時代一般的特色。要理解宋代詩文的發(fā)展及其成就，蘇軾正是一位理想的代表作家。

　　宋代詩文是中國封建時代正統(tǒng)文學的尾聲，這時市民文學已經(jīng)出現(xiàn)，躍躍欲試地將要取正統(tǒng)詩文的地位，這傾向到了元明兩代就全然是市民文學的優(yōu)勢了。而宋代則還是過渡時期，這時正統(tǒng)詩文為了保持自己岌岌可危的陣地，一方面表現(xiàn)為濃厚的保守傾向，一方面則力求不辱沒過去黃金時代中所曾經(jīng)獲得的光榮；一種中年人潔身自好的要求，一種近于清秋氣象的心情，便成為詩、文、圖畫甚至于哲學（例如理學）的共同的基調(diào)。這時代的特征，說明封建文化的青春創(chuàng)造時代已不再來；但是還力圖在往日的基礎上別開生面；這在詩文方面，蘇軾就是一個代表人物。

　　先秦是古代的散文高潮，建安以至唐代的詩歌高潮，到了宋代已經(jīng)不復成為澎湃的力量；這時要想推陳出新，自成一個局面，于是宋代的作家便把兩者的力量結合起來，想要寫出一種近于詩的文，與近于文的詩，也就是要說理中帶有抒情，而抒情中帶有說理。這傾向開始于中唐柳宗元的山水游記與韓愈的“以文為詩”，到了宋代就成為普遍的發(fā)展。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等屬于前者，蘇軾的《赤壁賦》等屬于后者，二者間的距離只是程度上的不同罷了。

　　封建時代的正統(tǒng)文學是以游宦生活為中心的，蘇軾的一生寫作也不例外；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政治態(tài)度，也正是蘇軾的政治態(tài)度；蘇軾在政治上的保守傾向與其局限性是無可諱言的，然而他想為國家為人民做一番事業(yè)，不慕榮利不追逐富貴，這也是無可諱言的。在他的作品中直接干預生活的詩篇，像《吳中田婦嘆》等。這一類近于諷諭詩的寫作，在蘇集中并不在少數(shù)。然而限于那個時代，也限于自己的政治認識，最后他終于愛上了陶淵明，自號“東坡居士”，這個元結、顧況、白居易都曾經(jīng)走過的道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這樣的基礎上，繼承著屈原宋玉以來美人香草的比喻，布衣寒士“詠懷”，與莊子的富于理趣的散文，于是出現(xiàn)了蘇軾行云流水般的風格與超塵出俗的造詣，這里有著那流傳人口的前后《赤壁賦》；其中尤以《前赤壁賦》，詩情與理趣融會無間，成為宋代杰出的佳作。而我們?nèi)绻�能夠理解《前赤壁賦》，也就不難理解《水調(diào)歌頭》與《念奴嬌》，所謂：

　　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挾飛仙以邀游，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托遺響于悲風。

　　這不正是《水調(diào)歌頭》的上闋嗎？所謂：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這里一方面是政治態(tài)度的高潔，一方面是政治抱負與政治生活的懷念；而《前赤壁賦》在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之下，也緊接著說：

　　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

　　這又正是“我欲乘風歸去”的另一種寫法了。至于：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郁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于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

　　這不正是整首“大江東去”的主題嗎？

　　蘇軾的天才成就，當然也還是植根于他思想感情的深處，這思想感情形成他的性格，也形成他的風格。蘇軾肯定是一個有著可喜的性格與風格的作家。這“可喜”究竟是為什么呢？如果這里沒有我們覺得值得肯定的東西，那么它就不會讓我們覺得可喜。而追究這個原因，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蘇軾是一個帶有鮮明浪漫氣質(zhì)的作家，這浪漫氣質(zhì)對于封建時代來說，乃是一種要求個性解放的力量，曹植、阮籍、陶淵明、鮑照，以至唐代的許多詩人們，都曾以不同的面貌體現(xiàn)了這個氣質(zhì)。這里有反禮教，反庸俗，反等級，反權貴等向往自由平等的思想意識與感情，當然這種自由平等也只是中國古代封建時代的事物，然而它卻是那個時代中民主的力量，而這些又都通過詩人們的個性表達出來，這個性因此不只是屬于個人的，而是與時代的脈搏相匯通的，這也就是為什么人們覺得可喜的緣故。而對于宋代來說，正是封建文化走向保守的開始，這種浪漫氣質(zhì)就尤其難能可貴，然而因此它也就是更為孤單的。蘇軾“行云流水”的風格以至于“大江東去”的豪放氣概，說明了個性的解放，而前人對于蘇軾的不食人間煙火的評語，又深刻地說明了他在那個時代中的孤單。所謂：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正是他的豪放。所謂：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正是“不食人間煙火”了。這感受事實上貫穿著蘇軾很多的作品，它使我們真正接觸到一種“遺世獨立”的感情；這里是清高，也是冷清，是滿腔的熱情化為潔身自好的形象，所謂起舞弄清影者是也。而這些形象又往往是通過蘇軾所特有的理趣而表現(xiàn)出來的。

　　前面說到宋人詩文中把說理與抒情統(tǒng)一起來的特色，然而真正能達到“理趣”的造詣，也還是蘇軾所特有的（后來豪放派詞人中，也偶有這個特點），所謂“理趣”就是說理或發(fā)議論又是通過形象的思維表達出來。好發(fā)議論原是宋詩一般的特色，在蘇軾的作品中自然也到處可見，《水調(diào)歌頭》的下半闋，就可以說是完全在發(fā)議論，然而這因此也就并不是最好的成就。最好的成就應該是發(fā)議論而沒有發(fā)議論的痕跡，《廿四詩品》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這才是“理趣”的造詣，這里我們應當說《水調(diào)歌頭》的上半闋的成就遠遠高過于它的下半闋。蘇軾有一首《卜算子》：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定；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這也就是前人譽之為“不食人間煙火”的代表作，而其所以會“不食人間煙火”，就正在于它的耐人尋味的“理趣”。這是一種說理的形象語言，他仿佛認識了生活中什么更深的道理，一種從一般概念中發(fā)人猛省的體會，一種洞徹心脾的觀察力的實感，于是把千言萬語都化為生動的形象；而從這個形象之中，我們感受到詩人有多少的議論要脫口而說出啊。而《水調(diào)歌頭》下半闋中的議論，其實就正是這上半闋中思維的脫口而出，然而那究竟只是脫口而出而已，詩人的全部議論是發(fā)不完的，千言萬語則仍然是在那上半闋的詩句中。

　　從《前赤壁賦》說，詩人是把傳統(tǒng)的“賦”散文化了，這也就是詩與文的統(tǒng)一。從《水調(diào)歌頭》和《念奴嬌》說，詩人則是把帶有市民文學傾向的詞，詩文化了，這個我們只要一對照柳永的詞就會明白。詞在中唐以來是與市民文學同時發(fā)展起來的，它的以愛情為中心的主題是同于市民文學的，它的終于要走向通俗的曲去，更是市民文學發(fā)展的道路。到了宋代，柳永就正是大力地把詞向這個方向推動，然而這也就是意味著要脫離正統(tǒng)詩文的軌道。蘇軾很看不起柳永的詞，說它太俗，其中心的緣故就在這里。而蘇軾自己卻是要把詞的發(fā)展拉回到正統(tǒng)詩文的軌道上去，這里一方面固然能使得詞從生活較小的領域中接觸到正統(tǒng)詩文已經(jīng)獲得的廣闊天地，而另一方面則究竟是一種文學史上保守的傾向，在這里有助于蘇軾的則仍舊是他的浪漫氣質(zhì)。這浪漫氣質(zhì)使得蘇軾又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正統(tǒng)詩文的局限，與市民文學有了共同的基調(diào)，這在《念奴嬌》一詞中表現(xiàn)得最為明白。

　　《念奴嬌》的主題是一個歷史憑吊，而這個憑吊是通過對于“千古風流人物”的向往而表達的，而這個“風流人物”雖然還是繼承了“魏晉風流”的傳統(tǒng)，卻又增加了新的東西，那就是特別強調(diào)“周瑜”這樣“少年英俊”的人物，這就使得到了宋代已是保守的中年人的正統(tǒng)文化中得到了一種青春的活力。像：

　　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fā)。

　　這乃是正統(tǒng)詩文中所從來不重視的，而在詞曲中則被廣泛的歌唱著，這里詩人在古老的歷史憑吊中彈出了新鮮的調(diào)子，它的風流豪放，與一個“周郎”這樣的典型性格統(tǒng)一起來，也就是正統(tǒng)的詩文與新興的詞的統(tǒng)一。這里有著封建時代文學中浪漫氣質(zhì)的更為豐富的涵義。

　　浪漫的氣質(zhì)，豪放的風格，壯闊的波瀾，發(fā)人猛省的理趣，這些就構成蘇軾行云流水般的形象語言，為宋代的詩文平添了無限聲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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