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與司馬光

　　在以專制集權(quán)為特征的我國封建政治史上，中央權(quán)力機構(gòu)內(nèi)部分歧與爭論的規(guī)模，通常被限制在十分狹小的范圍。一旦爭議升級，雙方便多結(jié)為夙怨，甚至必欲將對手置之死地而后快。至于持不同政見而又互相禮遇或友善相處者，可謂風毛麟角而已。

　　距今九百年前——北宋元佑元年(1086)四月初六，王安石病故于江寧(今南京市)。同年九月初一，司馬光逝于汴京(今開封)。在古代政治舞 臺和文化學術(shù)蒼穹，同一年隕落兩顆巨星，不能不說是一種巧合。而變法風潮中這一對杰出人物的微妙關(guān)系——既是故友，又是政敵，則尤其耐人尋味。

　　說王安石與司馬光是故友，不僅因為他們“十有余年，屢嘗同僚”;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游處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他們都蒙受過歐 陽修的教誨和舉薦，又同與梅堯臣結(jié)為忘年之交。在他們各自的文集中，迄今仍保留著許多互相唱和的詩賦。其中王安石那別出新裁的《明妃曲》，及歐、梅、司馬 等人的和作，還一度盛傳于都下。

　　王安石與司馬友誼之篤厚，莫過于他們共同擔任館職——皇帝文學侍從的時期。連同另外兩位同僚韓維、呂公著，他們“特別友善，暇日多會于僧 坊，往往宴談終日”;“時人目為‘嘉佑四友’”。他們一起修錄國史，一起賞花釣魚，一起赴宴題詩，一起沐浴游嬉。在崇政殿廂，在瓊林苑席，在太液池畔，在 學士院里，曾留下他們比肩的身影，傍行的屐跡，并坐的笑語，遞吟的佳句。

　　王安石是臨川人，比司馬光小兩歲。他敬重司馬光“操行修潔、博知經(jīng)術(shù)”、“文學行治，有稱于時”。司馬光是夏縣(今屬山西)人，比安石早兩 年中舉進士。他欽佩安石“才高學富”，“議論高奇”，“友愛諸弟”，“剛直不屈”。他們有類似的品格和志趣：“不愛官職，不殖貨利”，勤奮刻苦，“難進易 退”。他們也有類似的作風和習尚：不嗜飲酒、不好聲色、不喜奢靡、酷愛讀書。他們甚至還有相近的秉性和共同的怪癖。為有這許多類似和共同之處，他們彼此那 互相“傾慕之心，未始變移”，就連租賃住宅，王安石也寧愿和司馬光做鄰居。

　　由于長輩和嘉佑諸友的交口稱頌，王安石很快變得“名重天下”�！斑h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澤 矣!”所以，當熙寧二年安石初任副宰相之際，歐陽修曾專函致賀，司馬光彈冠相慶，韓、呂等諸友都磨拳擦掌，預(yù)備助他一臂之力。這年五月，司馬光發(fā)現(xiàn)呂誨袖 藏彈劾安石之文，竟愕然不解，悉力勸阻;回到學士院默坐終日，亦想不出安石究有何“不善之跡”。

　　司馬光和王安石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復(fù)雜、動蕩和危機四伏的時代。面臨社會經(jīng)濟生活中許多新的因素和變化，腐朽不堪的北宋政權(quán)已無力應(yīng)付。要 么，革除弊端，適應(yīng)新的情況;要么，任舊局面發(fā)展下去，歸于覆滅。早在安石以前，一些有遠見卓識的人物，已覺察到風暴的端倪。對于這一點，王安石和司馬光 等，都有更明確的意識。盡管在激烈的爭辯中，司馬光有過“保守”的議論，但在他平素的言論中，不難找到各種傾向變革的觀念。實際上，在當時，變法已是大勢 所趨，問題只不過是如何變法而已。

　　從熙寧二年夏秋以來，王安石以驚人的氣魄實施了他的變法方案，并置“眾人”“是非”和“四國流言”于不顧。這場變法，涉及到社會經(jīng)濟、政 治、文化、軍事和外交等各方面。其雷厲風行之勢，令往昔的革新舊臣目瞪口呆;其影響之廣泛，波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其斗爭之深刻，足以使睦和的家庭分 裂，篤善的摯友反目。正是在行新法與反新法的激烈沖突中，王安石與司馬光這對故友，分別成了對立雙方的旗幟。

　　熙寧三年的春風，夾雜著幾絲寒氣。司馬光對新法的態(tài)度，起初是走一步看一步。及至發(fā)現(xiàn)問題嚴重，可能事與愿違時，他便轉(zhuǎn)而站到反對派一邊。 作為大臣，他用激烈的言詞彈劾安石;作為故友，他又三次投書，勸諭安石不可“用心太過，自信太厚”，借“以盡益友之忠”。安石在與神宗的實質(zhì)性談話中，不 能不力斥司馬光的非議;但對這位舊友本人，則“賜之誨筆，存慰溫厚”。

　　使司馬光擔憂的，不僅是官僚染指營利事業(yè)的復(fù)雜后果;而且，是某些“諂諛之士”開始取代“忠信之士”，成為新法的支柱。他提醒安石，莫為這類小人所出賣。對于司馬光的擔憂，安石未嘗沒有慮及，只是，新法一旦推廣，局勢瞬息萬變，鯁舌喋喋而不肯向前，難道讓他半途而廢不成。

　　王安石的膽識和勇略，確乎超人。然而，他的新法疾猛推行，總不免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也許，正因為他走得太快，眾友人才被他遠遠甩開。

　　清除社會積弊，實在是一樁艱難的事。想讓一個政權(quán)不斷適應(yīng)復(fù)雜的經(jīng)濟變化，尤其不易——特別是這個政權(quán)本身的弊端尚待厘剔之際;哪怕是純?nèi)簧?意的惠政，也可能在某個執(zhí)行環(huán)節(jié)中轉(zhuǎn)眼化為劣跡。安石與司馬間的眾多分歧，大多屬于方略、技術(shù)和手段的差異。用司馬光的話說，“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 則同�！蓖醢彩�也承認，他們“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shù)多異故也�！�

　　司馬光一時無力阻擋變法的風潮，便辭位離京。他長期退居洛陽，專心治學，十五年如一日，撰就了他的史學宏著。幾年之后，王安石被自己最親信的助手出賣;接著，又遭遇了家庭的不幸。他毅然捧還相印，歸隱江寧謝家墩。

　　謝家墩，安石取名叫“半山”。他常常在“半山”的小宅里靜臥，嚼著石蓮，研究文字學;也不斷地跨驢出游，到定力寺去探索禪締;或者用囊裝十數(shù) 枚餅，終日行吟于山野之間——與叱咤風云、發(fā)號施令不同，這或許才是他的文人學者本色。他有點思念舊友。有時候，他會突然轉(zhuǎn)頭對人說：“司馬十二，君子人 也!”人家不應(yīng)，他便自語，把這同一感慨重復(fù)三、四遍。

　　丙寅年的暮春季節(jié)，三弟給安石帶來了舊友的訊息。他意味深長地慨嘆著：“司馬十二作相矣!”六十七歲的司馬光，真的回京執(zhí)政了。而且，他一 反穩(wěn)健的作風，拿出安石一般的氣魄——逐條廢棄新法，挨個兒撤換變法派。蘇軾對某些新法的公允肯定，程顥關(guān)于團結(jié)反對派的勸諭，韓維關(guān)于警惕投機人物的提 醒，他都置若罔聞。只有蔡京的逢迎使他心慰。他是那么匆促而急切，仿佛遲緩一步，新法便會根深葉茂而無法撼動似的。就這樣，當年批評安石“執(zhí)拗”的司馬 光，如今比安石更為執(zhí)拗!

　　或許，正是新法遭到重大挫折的訊息，加劇了王安石背上的瘡毒，使他倏然而逝。噩耗傳到開封，傳到同樣衰病不堪的司馬光耳中。司馬光深為悲 憾。他預(yù)感到安石身后，可能會遭受世俗的鄙薄和小人的欺凌。他立即抱病作書，告訴右相呂公著：“介甫文章節(jié)義，過人處甚多……不幸介甫謝世，反復(fù)之徒必詆 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yōu)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根據(jù)司馬光的建議，安石被追贈正一品榮銜——太傅。

　　王安石與司馬光身后的榮辱遭際，后來又有許多變化，但他們生前的磊落襟懷和凜然風范，卻大節(jié)略同：彼此的友誼既年深情篤，各項重大的分歧， 也毫不涉及個人的利害沖突。維系趙宋王朝的共同目的，構(gòu)成他們?nèi)�部關(guān)系的基礎(chǔ)。正因為如此，在政策的爭辯中，他們各執(zhí)己見，寸步不讓，略無情面;然而，在 個人之間，卻依舊洽守友義，不負夙契——既沒有權(quán)勢的傾軋、陰險的殘戕，也不曾互相誣謗、暗害中傷。正如宋人馮澥所說：“王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賢。 其優(yōu)劣等差，自有公論�！�

　　關(guān)于熙寧變法的研究，固然可以總結(jié)豐富的歷史經(jīng)驗，留意王安石與司馬光的關(guān)系，也不為無益�；蛟S可以這樣說：不同政見者互相禮遇和友善相處，曾是中國古老文明的某種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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