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魯迅、胡適的眼界比較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浙江海寧人，中國著名新月派現(xiàn)代詩人，散文家，著名武俠小說作家金庸的表兄。徐志摩出生于富裕家庭，并曾留學英國。一生追求“愛”、“自由”與“美”(胡適語)，這為他帶來了不少創(chuàng)作靈感，亦斷送了他的一生。徐志摩倡導新詩格律，對中國新詩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徐志摩18歲時由父母安排，與15歲的張幼儀結婚，隨后遠赴西方求學。對徐志摩來說，這段婚姻并不美滿。張幼儀遠渡重洋到了英國后，才發(fā)現(xiàn)徐志摩在旅英期間邂逅了林長民的女兒林徽因。后來張幼儀與徐志摩離婚。最后，林徽因卻選擇了梁啟超之子梁思成。

　　1923年梁啟超寫了長信很懇切地勸他：“萬不可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樂。弟之此舉其于弟將來之快樂能得與否，始茫如捕風，然先已予多數(shù)人以無量之苦痛。”

　　志摩答復任公的信，不承認他是把他人的苦痛來換自己的快樂。他回信說：“我之甘冒世之不韙，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兇慘之苦痛，實求良心之安頓，求人格之確立，求靈魂之救度耳。人誰不求庸德?人誰不安現(xiàn)成?人誰不畏艱險?然且有突圍而出者，夫豈得已而然哉?我將于茫茫人海之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嗟夫吾師!我嘗奮我靈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熱滿之心血，明照我深奧之靈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輒欲麻木其靈魂，搗碎其理想，殺滅其希望，污毀其純潔!我之不流入墮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幾亦微矣!”

　　徐志摩留學后回到北平，常與朋友王賡相聚。王賡的妻子陸小曼，對徐志摩影響甚大。陸小曼聰慧活潑，是獨生女，父親陸寶曾是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門生，回國后任賦稅司。徐志摩和陸小曼在北平交際場相識相愛，并談及婚嫁。徐父執(zhí)意請梁啟超證婚，徐志摩求助于胡適，胡適果然把梁任公請了出來，梁任公在大庭廣眾之下罵徐志摩：“徐志摩，你這個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學問方面沒有成就，你這個人用情不專，以致離婚再娶……以后務要痛改前非，重作新人。”盛典舉罷，徐志摩與陸小曼南下定居上海。

　　由于徐志摩離婚再娶，觸怒了父親，中斷了對他的經(jīng)濟援助，而陸小曼生活揮霍無度，住的是3層樓的豪華住所，每月100銀洋的租金，家里傭人眾多，有司機、廚師、男仆，還有貼身丫鬟，這些巨額花費使徐志摩入不敷支。應胡適的邀請，徐志摩兼教于北京大學，為了貼補家用，常在上海、南京、北京間往返，同時在光華大學、東吳大學法學院、大夏大學三所大學講課，課余還得趕寫詩文，以賺取稿費。沉溺于跳舞、打牌、票戲等夜生活的陸小曼每天天亮才上床，睡到下午兩點才起身。

　　1931年11月19日，因林徽因要在北平協(xié)和禮堂為外國使節(jié)演講“中國建筑藝術”，徐志摩欲前去捧場，于早上八時搭乘中國航空公司“濟南號”郵政飛機由南京北上，然而，飛機在大霧中誤觸濟南開山墜落，徐志摩罹難，死時34歲。

　　中國大陸人多以徐志摩詩藝見長，而愚認為最能體現(xiàn)徐志摩自我權衡智能抉擇眼界的，當屬他在80多年前對“蘇聯(lián)集權模式”的忠實記錄和預測——徐志摩寫于1925年的通訊《歐游漫錄》中對途經(jīng)蘇聯(lián)時所見所聞的記錄和感想。

　　徐志摩途經(jīng)蘇聯(lián)到歐洲是1925年。他從滿州里上車，經(jīng)西伯利亞，在莫斯科逗留三天。除了觀察、聊天、看戲，徐志摩還探望了托爾斯泰的女兒，接觸了一些知識分子，拜謁了列寧陵墓與契訶夫墓園。

　　徐志摩在西伯利亞沿途所見，“入境愈深，當?shù)厝嗣竦目鄾r愈發(fā)明顯”，赤塔車站上滿是三四歲到五六歲向旅客要錢要吃食的小孩子，以及衣著襤褸表情漠然無所事事的成年男女。在莫斯科，“這里漂亮的奢侈的店鋪是看不見了，頂多頂熱鬧的是吃食店，這大概也是政府經(jīng)理的;但可怕是這邊的市價：絲襪也賣到十五二十元一雙，好些的鞋在四十元左右，橘子大的七毛五小的五毛一只;我們四個人在客棧里吃了一頓早飯連稅共付了二十元;此外類推”、“我碰著一位大學教授，他的襯衣大概就是他的寢衣，他的外套，像是一個癩毛黑狗皮統(tǒng)……惠爾恩先生在四五年前形容莫斯科科學館的一群科學先生們說是活像監(jiān)獄里的犯人或是地獄里的餓鬼。我想他的比況一點也不過份”;知識分子家里，“我去了，他是一位教授。我開門進去的時候，他躺在他的類似‘行軍床’上看書或編講義他只穿著一件羊毛衫，肘子胸部都快爛了，滿頭亂發(fā)……房間像一條絲瓜，長方形的。家具有一只小木桌、一張椅子……斜對面另有一張床，墻角里有一只酒精爐，在那里出氣，大約是他的飯菜……但你在屋里轉身想不碰到東西不撞人已經(jīng)不易了”、“托爾斯泰的大小姐究竟受優(yōu)待些，我去拜會她了……她居然有兩間屋子……她只說(托爾斯泰的書)差不多買不著了，不但托爾斯泰，就是屠格涅夫、陀斯妥夫斯基等一班作者的書都快滅跡了。我問她現(xiàn)在莫斯科還有甚么重要文學家，她說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由上述引文可見，徐志摩1925年對蘇聯(lián)社會現(xiàn)象的描寫，并不是“帶著有色眼鏡”或“敵視蘇聯(lián)”，而是客觀的，與羅曼·羅蘭、紀德和高爾基對蘇聯(lián)二三十年代社會狀態(tài)的描寫，是相一致的。

　　為何徐志摩對迷倒眾多中國知識人的蘇聯(lián)有一種特別的洞穿力?

　　——徐志摩一貫操守人類由自我權欲機能、自我權衡智能和自我權力體能“三位一體”化合而成的人類自我主權意志特性。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知識社會對當時蘇聯(lián)的看法，其實是一種考量，它考量著每一個關注中國命運的知識人的觀念與眼界。那個年代，彌布著一種激越的“向左轉”的氛圍，因而知識人包括青年對蘇聯(lián)的認肯在當時不僅是多數(shù)，也是主流。某種意義上，它決定了未來中國的走向。但，例外也是有的，比如被人僅僅視為詩人的徐志摩，就是一個較為清醒的例外。

　　那時，有過這樣一幅英國漫畫，是諷刺蘇聯(lián)的。畫幅上“畫著用紙版剪成的工廠、學校、育兒院等等，豎在道路兩邊，使參觀者坐著摩托車，從中間駛過”。此畫的諷刺意味很明顯，這一切都是表面的、假的、做給外人看的。但看過此畫的魯迅不這樣看，相反他在文章中認為該畫是“無恥的欺騙”。過后，魯迅專門作文“我們不再受騙了”，批評英語世界對蘇聯(lián)的攻擊和造謠，不但為斯大林時代的蘇聯(lián)辯護，同時也表明了自己的價值立場和眼光。

　　但如果把這幅畫放在徐志摩面前，他的態(tài)度會如何?事實已無可能，魯迅作文的1932年，徐志摩已經(jīng)魂歸天府。然而，這個問題如果依然提出，答案也不難索解�？梢钥隙�，徐志摩不會認為這幅畫是欺騙。

　　1920年秋徐志摩到英國，結識了英國著名作家、社會活動家韋爾斯。是年韋爾斯曾往蘇俄游歷，歸來后用游記記寫見聞。徐志摩讀后，特意為之評論道:“蘇俄之招待外國名人，往往事前預備，暴長掩短，類如此也。”

　　羅素在英國時是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出于對蘇俄價值理念的認同，1920年，他隨同英國工黨代表團去蘇聯(lián)考察。這一去不打緊，所謂乘興去，失望回，不但沒有接受其洗禮，反而把對蘇聯(lián)的看法寫成了批評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徐志摩不但讀過此書，同樣，也為它寫過評論。其中，羅素的看法在徐志摩筆下得到了呈現(xiàn)，徐介紹羅素所以拒絕蘇聯(lián)，一是以布爾什維克的方法達到共產(chǎn)主義，人類要付出的代價過于巨大;另一是即使付出如此代價，它所要達到的結果是否一蹴而就，也無法讓人相信。就后者言，布爾什維克的理想乃是一個烏托邦。但，為了實現(xiàn)它，需要采用慘烈的暴力，這為羅素所懼怕。羅素是個改良主義者，他無法不反對蘇俄那種流血的激進。在他看來，人類救渡的辦法只能是漸進的“以和平致和平”。一旦革命，暴烈只能產(chǎn)生暴烈。

　　徐志摩這樣評價蘇聯(lián)：“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xiàn)的，但在現(xiàn)實與那天堂中間隔著一座血海，人類得渡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xiàn)那血海。”

　　1921年徐志摩發(fā)表這兩篇事涉蘇俄的評論時，年輕得才24歲。魯迅是遠在30歲后轉信社會主義的，1932年他在受騙中寫《我們不再受騙了》時，已年邁五十，是晚景了，而已然被宣傳所忽悠。足見偏執(zhí)的魯迅眼界與徐志摩眼界，有天壤之別。

　　徐志摩寫下《列寧忌日——談革命》，發(fā)表在1926年1月21日的《晨報副刊》上。這篇文章中，徐志摩全面闡述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看法，他說：“我是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基于個人主義的信仰，他不相信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

　　不難看出，徐志摩的關于自我主權意志的

　　人性論是他的理論關鍵所在。他否認階級，他強調人性，他認為的社會的最佳狀態(tài)是“真的人的生活”——“各個人實現(xiàn)他可能的色香”。他這樣一個視自由為理想，視人性為崇高的自由主義者，從來以張揚人性為己任，唾棄壓抑、專制。如果站在人類的高度，他的理想極具存在價值，但在當時那個充滿紛爭、思想混亂、黨派爭斗的復雜社會環(huán)境中，他對個性自由的追求，顯得很蒼白，很奢侈，也就很難為人所接受。

　　1926年7月，胡適去往英國參加中英庚款委員會會議。中途，他繞道去了一趟蘇聯(lián)，參觀了監(jiān)獄、博物館。與徐志摩接觸蘇聯(lián)后的感想不同，胡適認為：蘇聯(lián)人是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正在做一個空前偉大的`政治實驗。臨離開蘇聯(lián)時，他又意外地和中共早期理論家蔡和森見了面。兩人就國內的政治問題，有所交談。蔡和森誠懇地希望胡適“出來組織政黨”，而胡適表示他是“不做政治活動的”;蔡和森希望胡適支持社會主義，而胡適表示他“不主張階級斗爭，不過可以考慮組織‘自由黨’”;蔡和森認為“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哲學”，而胡適認為“歷史自由主義傾向是漸漸擴充的，先是17、18世紀貴族階級爭自由，然后是19世紀資產(chǎn)階級爭自由，現(xiàn)在是20世紀無產(chǎn)階級爭自由”。隨后，兩人在交談中有所爭論。胡適承認，他幾乎快要被蔡和森說服了。“被說服”的表現(xiàn)，就是胡適在離蘇的火車上，真的考慮起組織一個政黨的事來了。不過，他想組織的還是一個“自由黨”，以此實現(xiàn)有計劃的政治，同時實行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

　　隨后，胡適在報紙上公開他對蘇聯(lián)的新認識，他在給張慰慈的信中，明確表示：“我的感情與志摩不同。”他說：蘇聯(lián)“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的意志的專篤;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

　　胡適對蘇聯(lián)的態(tài)度使徐志摩大為驚訝。他在將胡適致他的信、致張慰慈的信一并發(fā)表在9月11日的《晨報副刊》上時，加了一段按語，直言不諱地批評胡適是“出于非邏輯的感情作用的態(tài)度”，認為：不能因為“崇拜俄國革命精神而立即跳到中國亦應得跟他們走路”，更“不贊成中國行共產(chǎn)制而至于抹煞俄國革命不可磨滅的精神與教訓”。

　　比較徐志摩、胡適和魯迅等二十世紀初葉關于“蘇聯(lián)模式”的精英大討論時的觀點，歷史和人類文明發(fā)展史早已裁判了三人眼界的高下優(yōu)劣：

　　徐志摩洞若觀火，明察秋毫。

　　胡適知錯能改，最終拋棄“蘇聯(lián)集權模式”，傾慕美國。

　　唯有偏執(zhí)狂人魯迅，升堂入室地見到了馬恩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