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老舍的生死觀》閱讀答案

時間：2024-12-05 22:08:02 閱讀答案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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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與老舍的生死觀》閱讀答案

　　老舍比魯迅晚生了十八年，正式走上新文學(xué)戰(zhàn)場也晚了約二十年。但老舍忠實地繼承了魯迅的傳統(tǒng)，在文化批判和改造國民性等大“工程.中，兩位大師是完全默契的。他們分別承載了現(xiàn)代中國“社會良心.的天職，他們奉獻著“生.，磊落地“死.。兩人都是社會取向遠遠大于自我取向的中國最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

《魯迅與老舍的生死觀》閱讀答案

　　魯迅和老舍終其一生的創(chuàng)作，都是將整個民族普遍的社會文化心理和病態(tài)的眾生相，作為一個整體展開自己的思索剖析和表現(xiàn)。魯迅將“生存、溫飽、發(fā)展. 視為一個“人.的合情合理的“生.的需求，但他眼中看到的中國“人.的一生是“想做奴隸而不得.，最好的也只是“暫時坐穩(wěn)了奴隸.。他自己的“生.則是不停地與黑暗和絕望抗爭，為了“要人類都受正當?shù)男腋?，他“將血一滴滴地滴過去，以飼別人，雖自覺漸漸瘦弱，也以為快活.。老舍的生存以及他的生存價值觀的核心是“兩個十字架.的實踐和理念。他曾激越地宣稱：“我們每個人須負起兩個十字架——為破壞、鏟除舊的惡習(xí)、積弊，與像煙癮那樣有毒的文化，我們必須犧牲，負起一架十字架。同時，因為創(chuàng)造新的社會與文化，我們必須準備犧牲，再負起一架十字架。.作為魯迅“接棒人.的老舍強調(diào)“國家的衰弱，根本因為民力的單薄;民裕國才能富，民聰國才會強.。“五四.的人，華夏的“民.，都應(yīng)該重破壞基礎(chǔ)上的創(chuàng)造，作犧牲基礎(chǔ)上的奉獻，才有人的生存的價值，這和魯迅的生存觀是完全相通的。

　　屈原的“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這前圣的傳統(tǒng)，是魯迅與老舍共同的精神支柱之一。他們畢生都在承受著死亡和痛苦的重壓，面對死亡而從中吸取力量，思考死亡并表現(xiàn)死亡。魯迅是“死的隨便黨.，他清醒于“人的終點都是墳.，直到自己死亡時都是十分平靜的。但他堅持人必須思考死的代價，也就是他一而再地勸誡青年要明究“血的代價.。這說明他對死亡的思考是死能帶來民眾的覺醒。魯迅的死亡觀是悲壯的獻身的，但他反對輕易的舍生赴死，而堅持保存實力與敵人韌戰(zhàn)。這是他在殘酷的斗爭環(huán)境中對死亡的清醒抉擇，明顯地著眼于中國，著眼于未來。

　　迥異于我們許多國民“好死不如賴活.的生死觀，老舍這樣的文化精英在不能選擇“生.時，是要選擇“死.的�！八赖淖杂X.，是老舍死亡觀的精粹;而 “以死相拼.，則是他在個體逾越不過危機中的一種坐化涅盤加上確保生存“底線.的抗爭、明志。在老舍景仰的英國哲學(xué)家羅素的《論歷史·譯序》中，我們接觸到羅素的歷史哲學(xué)：“人生總是局限于一個狹隘的時間和空間的領(lǐng)域之內(nèi)，……因此人生就總有一種要求超脫于現(xiàn)實的齷齪生活之外的向往，一種寵辱皆忘、與世相遺而獨立地觀照千秋萬世的向往。.這種寵辱皆忘、與世相遺而獨立的人格力量，在他們那里具現(xiàn)為深沉無私的愛的情懷，以及面對死亡所共有的冰心傲骨。病逝的魯迅，自戕的老舍，面對死亡并不是面對生命的終止，而是面對人世間的種種丑惡和死亡所能換來的民族的新生。魯迅直面敵人的暗殺，能不帶自己家門的鑰匙，凜然參加楊杏佛的追悼會;老舍四次對友人及家人直言死亡，都是中國作家、知識分子冰心傲骨的最鮮明的展示。

　　5.下列對魯迅和老舍“生死觀.的理解，不正確的一項是( )

　　A魯迅認為生存是最重要的，但“想做奴隸而不得.或者“暫時坐穩(wěn)了奴隸.并不是中國人合情合理的生存需求。

　　B魯迅對待死亡的態(tài)度是審慎的，他反對輕易的舍生赴死，而主張保存實力與敵人韌戰(zhàn)。

　　C老舍的生存價值的核心是“兩個十字架.，意思是為了改造舊文學(xué)，創(chuàng)建新時代每一個人都必須作好犧牲的準備。

　　D“死的自覺.是老舍死亡觀的精粹，他在個體無法逾越危機時選擇“以死相拼.，迥異于“好死不如賴活著.的生死觀。

　　6.下列有關(guān)表述，和原文意思一致的是( )

　　A魯迅一揭露社會的病態(tài)作為創(chuàng)作的全部主題，客觀上促進了中國人的自我反省。

　　B老舍認為華夏兒女都應(yīng)該既重視破壞，更強調(diào)創(chuàng)造;既看重生存，更看重死亡。

　　C文中所謂“死的隨便黨.意指魯迅能平靜理性地對待生命，不懼怕死亡來臨。

　　D羅素認為現(xiàn)實人生是局限于一定時空的，因此要努力追求獨立超脫的隱居生活。

　　7.下列對魯迅和老舍的有關(guān)評述，正確的一項是( )

　　A老舍和魯迅在文化批評和改造國民性等方面有著高度默契，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知識分子重視社會取向遠遠大于自我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