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讀書筆記
《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在經濟學界有近乎神的地位。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國富論讀書筆記，希望對你有幫助哦！
國富論讀書筆記一：
職業(yè)性質產生的不均等有五種情況：
第一，職業(yè)的難易和尊卑引起勞動工資的不同。
第二，學習的難易、學費的多寡引起勞動工資的不同。如果一個人從事一種職業(yè)之前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和精力，那他必然期望在獲取工資外，在適當的時間內收回學費、獲取普通利潤。這就是熟練勞動工資和一般勞動工資差異的來源。
第三，職業(yè)安定與否引起勞動工資的不同。一些職業(yè)要比其他職業(yè)安定得多。制造業(yè)的雇工一年都有工作，而水泥匠或磚匠的收入需要足夠維持失業(yè)時的生計，還要補償他在不安境遇中的焦慮和沮喪。
第四，勞動者擔負的責任大小引起勞動工資的不同。
第五，獲得職業(yè)資格的可能性大小引起勞動工資差異。
人們在平凡職業(yè)里表現突出，那表明他具有卓越的才干，其報酬的多寡來源于人們對其卓越才干的贊賞程度。
人們大多對自己的才能過于自負，歷代哲學家和道德家都認為這是人類的通病。但是，人們對自己幸運的妄加猜測對比才能的自負還要普遍。人們常常高估得利的機會，而低估損失的危險。
城市零售商和批發(fā)商的資本利潤一般小于小市鎮(zhèn)和農村。在城市，人們經常見到以小額資本開始經營而獲取巨額財富的人；但小市鎮(zhèn)和農村市場狹隘，我們很難見到這種情況。小城鎮(zhèn)和農村的經營額未必會隨著投資的增多而增加，所以個別商人的利潤率雖然很高，利潤的總額卻不是很大，他們每年的蓄積額也很少。相反，大城市的營業(yè)額和資本的增加成正比，而商人信用的增加速度要比其資本快得多。
**（國情不同也是要具體分析吧，市場規(guī)模取決于人口與個人購買力水平，中國的小城鎮(zhèn)與農村人口比重還是很大，農村市場有潛力可挖掘的。）
隨著目前土地的改良以及耕作技術的改進，同等的勞動量能夠生產出比過去多兩倍的糧食，于是整個社會半數人口的勞動量變足以生產出滿足全部人口的食物。而剩余的這一半勞動量，就能用來生產其他產品以滿足人類其他的物質和精神需求。
人類的食量受胃支配因而是有限的，而人們對衣、住及應用物品的需求則受欲望支配。因此是無止境的。所以人們愿意用滿足有限欲望以后的剩余物品來換取無限欲望的滿足。于是為滿足富人的無限欲望，窮人必須竭力勞作，而窮人為使自己有把握得到食物，通�；ハ喔偁帥]價格日趨低廉。
對于煤礦的所有者來說，一個煤礦的價值既取決于煤礦的產煤量，也取決于煤礦所處位置。但是對于金礦的所有者來說，其價值卻很多程度上取決于產金量，而非金礦的位置。另外，金屬礦石尤其是貴金屬礦石，由于本身所具有的高價值，即使礦山位置偏僻，也能抵消長時間、長距離的運輸費用。
距離很遠的煤礦之間，幾乎不會影響彼此的煤炭價格。但是距離很遠的金屬價格特別是貴金屬價格，肯定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世界各地的金屬價格。例如，日本是產銅量最多的國家，其國內市場上銅的價格如果變化，則歐洲市場上銅礦的價格也隨之變化。
�。ㄋ伎迹寒斀袷澜�，煤炭是大宗商品，或許是經濟用途的范圍更廣泛了。比如火力發(fā)電，價值得到了提高，主要煤炭產量國家也能影響世界。）
在市場上出售的貴金屬的最低價格，即貴金屬在市場上所能交換的最小其他貨物量，受經營者投資在貴金屬礦上的資本量制約，所以這個最低價格必須能夠補償經營者的投資，并能為這些投資提供普通的利潤。但是市場是貴金屬的最高價格卻不受任何他物制約，而取決于貴金屬本身的世界供給量。
國富論讀書筆記二：
在《國富論》第四篇里，斯密對于如何能使人民富裕起來以及長期所形成的兩種不同的政治經濟學主張即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作了詳盡的介紹和評論。確切地說，主要是揭露這兩種學說如何阻礙國家財富的增長和社會的進步。對前者，斯密堅決反對并給以無情的批判，對后者斯密有褒有貶。
在第一章里，斯密闡述了商業(yè)或重商體系的原理。在普通語言中，財富和貨幣被看作是同義語。任何一個國家都把積累金銀視作是通向富裕的捷徑，因此所有歐洲國家都試圖積累金銀，起初是通過禁止出口的方式。后來，商人便發(fā)現這種禁止極其不便，他們的理由是出口金銀并不總是減少國家金銀數量，而且這種禁止并不能完全阻礙金銀的出口，因為存在走私；同時他們提出只能通過對貿易差額（順差）的適當關注才能阻止這種出口。商人的議論取得了成功，“財富由對外貿易取得”變成了公認的信條。兩個原則一經確立——財富由金銀構成，出口價值大于進口價值時才能進口，政治經濟學的偉大目標必然變成了盡可能減少供國內消費的外國商品的進口，盡可能增加國內工業(yè)品的出口。因此，促使國家富裕的兩大引擎在過去就是限制進口和鼓勵出口。
斯密緊接著在第二章到第六章中分別對過去認為是促使國家富裕的兩大引擎——限制進口和鼓勵出口的利弊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和批判。
限制進口措施的有兩類：一是限制進口國內能夠生產的供國內消費的外國貨物，不論這些貨物來自何國，一律禁止；二是限制進口與本國有貿易逆差國家的所有貨物。
通過高關稅或者絕對禁止以限制國內能夠生產的外國貨物的進口，這樣就多少保證了國內生產這些產品的工業(yè)對國內市場的壟斷。毫無疑問，這種壟斷會鼓勵特定的產業(yè)，引導社會勞動和資金流向享有這種壟斷的產業(yè)。然而，這種引導并不都是有利的，它在絕大部分情況下促使人們利用資本在國內生產能夠從國外廉價購得的貨物，顯然這很愚蠢；極少時候這種引導也是有利的：當某種勞動是國防所必須時，以及對本國同類制造品課稅時，這時對外國商品施加某些負擔一般來說將是有利的。
至于限制進口的第二個措施，即使按照商業(yè)體系的原則，這些限制也是不合理的，主要有三個原因。以英國限制法國進口的現狀為例。首先，即使在法國和英國之間的貿易是自由的，貿易差額將有利于法國，也絕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說這個貿易將不利于英國，或者說英國的全部貿易總差額將因此更加不利于英國。其次，英國從法國進口的貨物可以一部分再向其他國家出口，在那里由于可以賣得一個更好的價錢，也許可以帶回一個與全部進口的法國貨物的原始成本完全相等的回報。最后，沒有一個確定的標準能夠判斷任何兩國間的貿易差額究竟是在哪一邊，或者說其中的哪一國出口達到了最大的價值。根據其他原則，這種特殊限制便更為不合理了。因為貿易差額論本身就是最為荒誕的東西。
對于出口的鼓勵，有時是靠退稅，有時是靠獎勵金，有時靠與外國簽訂的有利商業(yè)條約，有時是靠在遙遠的國家建立殖民地。
斯密認為在所有鼓勵出口的措施中，“退稅”是最為合理的一個做法了，因為其可以保持社會勞動的自然分工和分配。不過，退稅并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都是有利的，退稅只在下列情況下是有益的，那就是給予退稅的出口貨物是真正地向某一外國出口，而不是暗中又進入我國。
在英國，常常有人要求對出口給予獎勵金，而且有時對國內產業(yè)的某些部門也給予獎勵金。因為不能強迫外國人購買本國產品，于是提議付錢給外國人，讓他們購買。重商主義正是建議以這種方法來使整個國家富裕，通過貿易平衡的方法把錢放進所有人的口袋里。然而，大家普遍承認獎勵金應該只給予那些沒有獎勵金就不能經營的貿易部門。如果不靠獎勵金維持商業(yè)，那么商人就會很快改變自身資本勞動用途轉向其他領域。在谷物貿易中，斯密說強制的輸出必然導致國內市場谷物的減少，提高國內價格，而且人們又必須為獎勵金納稅，最終造成人們的負擔。谷物價格支配了一切原材料的'價格，也就支配了一切制造原糧的價格和勞動的價格，所以谷物價格的升降會帶來原料、勞動力價格的升降。谷物在國內價格提高，不利于生產發(fā)展，最終造成國民財富的減少。
商業(yè)條約對于受惠國必定是有利的，但對施惠國不利。斯密以英國和葡萄牙兩國之間簽訂的商業(yè)條約為例進行了說明。除此之外，斯密在這一章還提到了鑄幣。重商主義認為貨幣構成國家財富，鼓勵貨幣生產是富國的手段；但實際上，并不能無節(jié)制地鑄幣。
在殖民地這一章，斯密分成了三部分對其進行闡述，分別是建立殖民地的動機，新殖民地繁榮的原因，美洲的發(fā)現以及好望角到東印度的通路的發(fā)現給歐洲帶來的利益。殖民活動的目的是歐洲大陸對財富的追求，是宗教擴張的追求，也是擴大市場的需求。新大陸的發(fā)現促進了大規(guī)模的殖民活動。殖民者為殖民地帶來先進的技術和勞動力，促使殖民地的開發(fā)建設，從而帶來殖民地的繁榮。至于歐洲從發(fā)現和拓殖美洲得到的利益，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歐洲的一般利益。一般利益包括歐洲居民享受的增加，即出口歐洲的美洲剩余生產品給歐洲居民提供了多種多樣的商品；使其他國家工業(yè)得到擴張，因為可以把貨物出口到美洲。第二類，歐洲的特殊利益。特殊利益也有兩種：各帝國從所屬殖民地得到的一般利益；那些從向歐洲的美洲這樣具有特殊性質的殖民地那里得到的特殊利益。一般利益包括各領地對保衛(wèi)帝國所提供的兵力，以及各領地對帝國政府提供的維持的費用。壟斷則是唯一的特殊利益，斯密對此表現出了極大地厭惡。
第八章是關于商業(yè)體系，即重商主義的結論。在重商主義體系之下，國家采取的政策始終只有一個最終目的，那就是通過貿易順差使國家富裕。鼓勵出口和限制進口是體系下的兩大引擎，但是對于原材料它采取了一個相反的政策：鼓勵進口，限制出口。斯密對該體系所作的結論是：“要確定誰是整個商業(yè)體系的設計人并不十分困難。我們可以相信決不是其自身利益全然被忽視了的消費者，而是其利益一直受到了如此小心的關注的生產者�！敝圃鞓I(yè)者的利潤一直受到了最特殊的關注；而一直為它作犧牲的，其中雖然有消費者的利益，但更多的還是其他某些種類生產者的利益。無疑重商主義在其特定的歷史時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幫助國家積累財富，但是在世界市場初步形成，世界各國交流不斷加深，世界范圍的分工進步時，其局限性逐漸顯露。重商主義強調的國家嚴格控制經濟的做法不符合資本主義急速擴張的要求，違背了自然，國家控制中的種種不合理條例和法規(guī)也成為資本主義的絆腳石。
第九章研究的是農業(yè)體系，也即重農主義。重農主義把土地生產物作為每一個國家的收入和財富的唯一或者主要的來源，并且把社會中的人分為三個階級。第一個是土地所有者階級，第二個是耕作者、農民和農村勞動者階級，第三個是工匠、制造業(yè)和商人。其中第三個階級是“完全非生產階級”，他們不像土地所有者那樣提供土地改良獲得地租，也不像農業(yè)生產者那樣生產社會主要產品，而只是“使其自身價值繼續(xù)存在，沒有產生任何新的價值”。這一看法是片面的，現實生活中的第三階級，如今的確為社會創(chuàng)造了巨大的財富。重農主義還是一個沒有任何國家采用過的體系，所以不值得去做更為詳盡的研究。但是這一理論將土地生產物視作每一個國家的收入和財富的唯一或主要來源，就這一點來講，重農主義還是可以借鑒的。
以上就是斯密在《國富論》第四篇中對于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這兩種體系的介紹和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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