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歷史文化名人唐胄的故事
故事:在現(xiàn)實認知觀的基礎(chǔ)上,對其描寫成非常態(tài)性現(xiàn)象。是文學(xué)體裁的一種,側(cè)重于事件發(fā)展過程的描述。強調(diào)情節(jié)的生動性和連貫性,較適于口頭講述。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海南歷史文化名人唐胄的故事,歡迎閱讀與收藏。
在海南的歷史文化名人中,丘濬、海瑞最為人們所熟知。而被《明史》譽為“嶺南人士之冠”的唐胄,人們了解得還不多。這背后隱藏的深層次的文化原因,尤其發(fā)人深思。
唐胄(1471-1540),字平侯,號西洲,瓊山人。明弘治十五年(1502)考中進士,官至戶部左侍郎!睹魇贰酚袀鳎Q其“耿介孝友,好學(xué)多著述,立朝有執(zhí)持,為嶺南人士之冠!鼻懊嫒湓挾记泻蠈嶋H,說得很實在。最后一句話,評價之高,則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之外。
“嶺南人士之冠”
《明史》的修纂,始于清初,歷經(jīng)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方告竣工?滴跄觊g編纂的徐乾學(xué)本《明史》、王鴻緒本《明史稿》(實為萬斯同所纂)和乾隆年間作為最終定稿的張廷玉本《明史》對唐胄的評價是一致的,均有“耿介孝友,好學(xué)多著述,立朝有執(zhí)持,為嶺南人士之冠”這一句話。
筆者翻閱《明史》之前的一些早期文獻資料,并未發(fā)現(xiàn)有稱唐胄“為嶺南人士之冠”這樣的說法,故而基本可以認定,這是由《明史》修纂者對唐胄作出的評價,F(xiàn)存最早的唐胄傳記資料,出自唐胄生前故交鐘芳之手。鐘芳《祭唐西洲文》(見《鐘筠溪集》卷十六)有一句“嶺海精英,公評端在”,這大概就是《明史》所本。而此后鐘芳為唐胄所作《墓志銘》、王弘誨所作《神道碑》,均無類似評語。自明代萬歷至清代康熙年間修纂的《廣東通志》、《瓊州府志》、《瓊山縣志》等各類地方志中,對唐胄的評價一般是“耿介有器識,尤孝于親。服食澹泊,足振靡俗。為文尚理,不事浮華!币矝]有“為嶺南人士之冠”這句話。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初修《大清一統(tǒng)志·瓊州府》中對唐胄的評價是“胄耿介有器識,立朝執(zhí)義不撓,海南推為冠冕!边@與《明史》的論斷已經(jīng)比較接近了,應(yīng)當是受到了《明史》稿本的影響。而乾隆之后重修的地方志中,在評價唐胄時,有的就直接援引《明史》的論斷了。
“海南推為冠冕”
嶺南是一個相當廣闊的地區(qū),包括了現(xiàn)在的廣東、廣西及海南全境。雖然由于地理位置偏遠,嶺南在歷史上文化相對落后,但也出了不少名人。略舉幾例,如唐代名相張九齡,宋代名臣余靖、崔與之,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所以,在《明史》對唐胄的評價中,大概省略了一個時間定語,即“為嶺南人士(一時)之冠”。清代光緒十九年,來海南督學(xué)的徐琪作《西洲侍郎像贊》,文中便稱唐胄“耿介孝友,一時之冠。”然而,就算是在唐胄同時代的嶺南人物中,也有像陳獻章、湛若水這樣的大思想家,不論在當時還是后世,他們的知名度都在唐胄之上。所以,我們似乎還得把空間范圍再縮小一些,就像雍正初修《大清一統(tǒng)志·瓊州府》中對唐胄的評價那樣,“海南推為冠冕!
即便如此,恐怕仍然有人會提出異議。明代是海南文化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這一時期,海南產(chǎn)生了64名進士,舉人數(shù)量約有600名左右,占海南歷代舉人總數(shù)的四分之三強,可謂人才濟濟。《明史》為之立傳的海南人,共有5名進士和1名舉人,分別是:薛遠、邢宥、丘濬、廖紀、唐胄和海瑞。另外,有一個名叫榮瑄的瓊州普通老百姓,也因為孝義事跡而有幸躋身國史。榮瑄屬于特例,姑且不論。就其他人物而言,薛遠、廖紀、王弘誨等海南人均官至尚書,丘濬更是入閣為相,地位都在唐胄之上。海瑞與丘濬并稱為“海南雙璧”,邢宥與丘濬、海瑞并稱“奇甸三名賢”,其思想影響和文化意義都不容小覷。臺灣的國學(xué)大師錢穆對于邢宥就有很高的評價,他說:“論者謂公(邢宥)與丘、海二公,為奇甸三名賢,他人之賢弗及……而其德功言三者,俱得先文莊、忠介而合稱為一鼎之三足,此決非偶然矣!
邢宥、丘濬的生活年代較唐胄為早,海瑞、王弘誨則比唐胄略晚一些。如果我們將時間范圍再縮窄一些,僅就與唐胄同時代的海南人而論,也有不少人可以和唐胄媲美。例如,比唐胄年齡稍長的臨高舉人王佐雖然沒能考取進士,官做得不是很大,但不論在當時還是后世,世人對其評價都相當高,唐胄本人也對王佐十分尊重,以師事之。還有鐘芳,官至戶部右侍郎,被《廣東通志》稱為“上接文莊,下啟忠介”的“嶺海巨儒”,雖然《明史》只提及鐘芳的名字,沒有單獨為他立傳,但其才學(xué)和功名與唐胄相比,也不遑多讓。
后人眼中的“全能冠軍”
那么,《明史》對唐胄的評價,是否有些夸大其辭呢?并非如此。應(yīng)當注意到,《明史》在得出唐胄“為嶺南人士之冠”的判斷之前,有三句話作為前提,即:“耿介孝友,好學(xué)多著述,立朝有執(zhí)持”。這三句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其中,“耿介孝友”是立德,“好學(xué)多著述”是立言,“立朝有執(zhí)持”是立功。儒家有“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之說。如果單就某一方面而言,唐胄也許不是最突出的。但如果將上述三個方面結(jié)合在一起來看,則很少有人能夠超過唐胄,他是一個各方面實力都比較均衡的“全能冠軍”。
例如“耿介”,這幾乎可以說是海南人出外為官者的一個共性,至海瑞而造乎其極!睹魇贰分泻H鸬膫饔洺^三千字,其中批評嘉靖皇帝的《治安疏》占了一千三百字。但《明史》稱海瑞“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無偏云!睂H鹨膊皇峭耆隙ǖ摹
再比如“好學(xué)多著述”,丘濬在這方面一直被視為海南人民的'驕傲。萬歷《廣東通志》引何喬新語,稱“唐張九齡,宋余靖、崔與之,及濬四人,為嶺南人物之首”。在何喬新眼中,明代只有丘濬才是真正的“嶺南人物之首”。何喬新之語曾經(jīng)被廣為引用,然而《明史》卻沒有轉(zhuǎn)述,這頗耐人尋味。《明史》中丘濬的傳記近千字,贊美之余,也不無微詞,稱其“議論好矯激,聞?wù)唏斻!?/p>
《明史》中,薛遠的傳記附在其祖父薛祥的傳記之后,不足百字。邢宥的傳記全文二百余字,主要是贊其“廉介”。而唐胄的傳記有一千一百余字,扣除引用的唐胄《諫征安南疏》近七百字后,還有四百余字。文中對唐胄幾乎全是正面贊美之詞,沒有任何非議。
唐胄考中進士之后,因遭逢父喪,同時不滿于明代正德時期的黑暗政治,加之母親又年邁多病,回故鄉(xiāng)隱居了前后長達二十年之久。在此期間,他淡泊自守,侍親至孝,和睦親族,對鄉(xiāng)人的孝行義舉也大加揄揚。說起來,榮瑄能夠進入《明史》,也得感謝唐胄!睹魇贰酚涊d的榮瑄孝義事跡,采自唐胄主持修纂的正德《瓊臺志》。這是他“耿介孝友”的一面。
唐胄博覽群書,注意向嶺南先賢學(xué)習,整理出版過嶺南人崔與之、余靖、白玉蟾、王佐等人的詩文別集,修纂過正德《瓊臺志》等多部地方志,文章力求經(jīng)世致用,不務(wù)浮華。這是他“好學(xué)多著述”的一面。
嘉靖元年(1522),唐胄應(yīng)召復(fù)起,在各地為官期間,政績卓著。在京期間,屢屢上疏縱論天下大事,顯示出卓越不凡的器識。同時,唐胄還很注意進行斗爭的方式、方法,平時不為矯激之舉,但在原則問題上卻也毫不退讓。這是他“立朝有執(zhí)持”的一面。
綜合起來看,唐胄在各方面都堪稱典范、楷模。前人評價唐胄時,也屢以“典型”稱之。如明人黃表衷《唐西洲公石像贊》中有“典型在茲”之語,民國時期王國憲在《敬題唐西洲公三父子詩集》中也用“百代奉典型”來稱贊唐胄。
《明史》為何如此高評?
在《明史》早期的編纂者中,徐乾學(xué)是顧炎武的外甥,黃百家是黃宗羲的兒子,萬斯同是黃宗羲的學(xué)生。他們的思想都受到清初三大思想家的影響,具有一種文化反思精神,一方面大力弘揚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將心學(xué)視為招致明代亡國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代心學(xué)以陳獻章、王守仁為代表。陳獻章的心學(xué)思想主要在廣東一帶流行,其弟子湛若水熱衷于講學(xué),與王守仁齊名,對傳播陳獻章的心學(xué)思想作出了重要貢獻。《明史·儒林傳》的序言說:“學(xué)術(shù)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有明諸儒,衍伊、雒之緒言,探性命之奧旨,錙銖或爽,遂啟岐趨,襲謬承訛,指歸彌遠。……經(jīng)學(xué)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shù)微,殆其然乎!睂γ鞔膶W(xué)的不滿之情溢于言表。正因為如此,《明史》在品評嶺南人物時,沒有將在當時思想界影響巨大的陳獻章、湛若水舉作代表。海瑞的思想也受到心學(xué)的影響。丘濬則著有《大學(xué)衍義補》,自成一家之言。
唐胄在科舉考試的省試、會試當中兩次奪得“禮魁”,在經(jīng)學(xué)方面有所專精。唐胄與當時思想文化界的名流如湛若水、何景明等交往密切,但他在思想上不趨時逐新,不標新立異,而是踏踏實實地去實踐、履行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不論是用“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標準,還是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標準來衡量,唐胄都堪稱弘揚儒家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表率;蛟S,這就是《明史》將唐胄視為“嶺南人士之冠”的真正原因吧。
明史唐胄傳文言文翻譯
明史·唐胄傳
原文:
唐胄,字平侯,瓊山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以憂歸。劉瑾斥諸服除久不赴官者,坐奪職。瑾誅,召用,以母老不出。嘉靖初,起故官,請為宋死節(jié)臣趙與珞追謚立祠。進員外郎,遷廣西提學(xué)僉事。令土官及瑤、蠻悉遣子入學(xué)。土酋莽信虐,計擒之。木邦、孟養(yǎng)構(gòu)兵,胄遣使宣諭,木邦遂獻地。屢遷廣西左布政使。官軍討古田賊,久無功。胄遣使撫之,其魁曰:“是前唐使君令吾子入學(xué)者!奔唇饧。十五年進左侍郎。
帝以安南久不貢將致討郭勛復(fù)贊之詔遣錦衣官問狀中外嚴兵待發(fā)胄上疏諫曰若謂中國近境宜乘亂取之臣考馬援南征,深歷浪泊,士卒死亡幾半,所立銅柱為漢極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雖嘗平之,然屢服屢叛,中國士馬物故者以數(shù)十萬計,竭二十余年之財力,僅得數(shù)十郡縣之虛名而止。況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朝故事乎?此可為殷鑒。今四川有采木之役,貴州有凱口之師,而兩廣積儲數(shù)十萬,率耗于田州岑猛之役。興師數(shù)十萬,何以給之?今北寇日強,據(jù)我河套。邊卒屢叛,毀我籓籬。北顧方殷,更啟南征之議,脫有不測,誰任其咎?”章下兵部,請從其議。得旨,待勘官還更議。明年四月,帝決計征討。侍郎潘珍、兩廣總督潘旦、巡按御史余光相繼諫,皆不納。后遣毛伯溫往,卒撫降之。
郭勛為祖英請配享,胄疏爭。帝欲祀獻皇帝明堂,配上帝,胄力言不可。帝大怒,下詔獄拷掠,削籍歸。遇赦復(fù)冠帶,卒。隆慶初,贈右都御史。胄耿介孝友,好學(xué)多著述,立朝有執(zhí)持,為嶺南人士之冠。
(選自《明史唐胄傳》)
譯文:
唐胄,字平侯,瓊山人。弘治十五年(1502)進士。授官戶部主事。因父喪回家鄉(xiāng)。劉瑾指斥諸位服喪期滿而不赴任者,因此剝奪他的官職。劉瑾被誅,朝廷召用唐胄,唐胄因母親老衰而不出任官職。嘉靖初年,唐胄以故官起用。他疏諫內(nèi)官織造事,請求為宋朝死節(jié)臣趙與珞追封謚號并為他立祠。進而升為員外郎,又升任廣西提學(xué)僉事。命令土官和瑤、蠻等都送子入學(xué)。升為金騰副使。土著莽信殘暴,唐胄用計將他擒獲。木邦、孟養(yǎng)交兵,唐胄遣派使者前往宣諭,賊寇首領(lǐng)說:“是前唐使君讓我的孩子入學(xué)的!庇谑亲詣咏獬宋溲b。他升為右副都御使,巡撫南、贛,轉(zhuǎn)到山東。遷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十五年(1536)改派到北部,升為左侍郎。
皇帝因為安南長久不進貢,準備對它進行討伐。郭勛又很贊成。皇上下詔派遣錦衣官詢問情況,中央和地方都整兵待發(fā)。唐胄上疏勸諫說:有人說中國的近境,應(yīng)當乘其混亂而取之。我考察了馬援的南征,深入浪泊(山名)地方,士兵死亡將近一半,所立的銅柱作為漢的邊界,乃近在現(xiàn)在的思明府。先朝雖然嘗試平安它,卻屢服屢叛,中國消耗的士、馬、物計有數(shù)十萬,竭盡近二十多年的財力,僅僅只得到數(shù)十郡縣的虛名而結(jié)束。何況還有討伐而沒有攻克的,像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朝就有這樣的故事。這可以作為借鑒,F(xiàn)在四川為采集木料動用了大批兵力,貴州有凱口兵事,而兩廣積儲數(shù)十萬,一概都耗費在田州岑猛戰(zhàn)役上。又屢次興辦大工程,積儲都用在這上面,現(xiàn)在興師十萬,用什么來供給呢?現(xiàn)在北方賊寇逐漸強盛,占據(jù)我河套。邊關(guān)兵士屢次叛亂,毀壞我籓籬。北方憂患正多,又啟南征之議,倘若遇有不測,誰能擔任這個罪過呢?奏章下到兵部討論,兵部請求聽從他的建議。圣旨說:等勘官回來再重新議論。第二年四月,皇帝決計征討。侍郎潘珍、潘旦、巡按御史余光相繼阻諫,都沒有被采納。然后派遣毛伯溫前往,終于撫降了他們。
郭勛請求讓他的祖父郭英入功臣廟同受祭饗,唐胄上疏力爭;噬弦庥诿魈眉漓胩斓蹠r附祭獻皇帝,唐胄極力諫言不可行。皇帝大怒,將他下詔獄進行拷問,削去他的官籍后讓他回到家鄉(xiāng)。后遇赦復(fù)官,不久死去。隆慶初年,贈右都御史。唐胄忠直有孝義之心,好學(xué)而著述豐富,在朝執(zhí)政有原則,是來自嶺南的最優(yōu)秀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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